采访 INTERVIEWS
弗朗西斯·斯塔克（Frances Stark）的作品蕴含丰富的指涉，且在形式上兼容多样，性与政治、告白与批判绞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当代生活深刻而自寓的活体解剖。在下文中，斯塔克谈到了她的新展“要么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要么别再犯怂”（Serve the Dominant Ideology or Stop Being a Pussy），展期至7月29日的此次展览目前正在纽约的格莱斯顿画廊展出，标志着这位艺术家再度回归绘画实践。
除了音乐偶像之外，第一个让我真正感受到共鸣的艺术家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特别是他的小说《性爱之旅》（Sexus, 1949）。我爱这本小说，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精神自由的前侨民的自传体式的典型美国小说。亨利·米勒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作者——强硬、幽默、不检点，但同时也是高尚而美丽的。我的创作方式最终在向他靠近。我用生命来写作。
虽然我喜欢视觉艺术，但相比于逛画廊，我更喜欢阅读，因为你必须按照顺序一个字一个字，一页一页地读。就像音乐记谱一样，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告诉你这些文字应该怎么念，应在何处止息或停顿。你不能把书倒过来读。一本书就像一张地图，它确切地标示出艺术家想要让你去往的地方。相比之下，逛画廊的时候，你甚至可能都不会看全所有展出作品。逛画廊不需要那么高强度的集中注意力。对我来说，这总归是一个颇有趣味的窘境，因为我通常会像握着观众的手一样来创作艺术作品。如果你在错的时间点移开视线，我很可能会受不了。
自从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以来，我画画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时间了；在那届双年展上，我展示了一组基于伊安·F·斯凡诺尼斯（Ian F. Svenonius）2015年的文章《立即审查》（Censorship Now）创作的绘画作品。他的文字和強纳森·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很像，它并非真的赞成审查制度：他说的是要审查国家。我觉得斯凡诺尼斯的文章很棒，它代表了一种大写的艺术，比艺术院校脉络下的艺术要宽广得多。斯凡诺尼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都是一个地下偶像，他基本是在对整个文化产业发起挑战。我当时觉得唯一能把他的声音带到惠特尼双年展上的方法，就是悄悄把它们塞到一些非常大的画布上。这一招还真奏效了。摊开的大幅书页使得观众很容易进入其中，几乎就像是儿童读物里的篇章。
2020年，我开始通过一个匿名的Twitter账户与艺术界之外的人交谈。匿名的感觉真好，因为这让我很明显地意识到，之前我是多么依赖于给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加上“签名”。我最终能够与我每天读他们推文的人互动，并且赢得了他们的尊重，这不是因为我的艺术家身份，而仅仅是通过我的言语。萨姆·侯赛尼（Sam Husseini）就是我交到的朋友之一，他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也是备受尊敬的伊拉克战争批评家。我在一幅新画中画了他。
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悖论状态几乎构成了我创作的核心。在新冠疫情期间，我的邮箱和个人网站总是莫名其妙地处于离线状态，我就想着“让它崩溃，随它去吧”。最后我只接了几个本地项目，一个是通过洛杉矶当代艺术馆（MOCA）与Vans合作的项目；另一个项目是为一本名为《Richardson》的性杂志创作了横贯八页的内容，我还把它们转化成了一组绘画，在亨利·泰勒（Henry Taylor）的唐人街工作室/画廊展示。
我给《Richardson》杂志创作的其中一幅画，其实源于我自己的一张裸照（拍摄于我沉迷于性爱聊天的时期）。我想强调的是，《我最好的部分》（My Best Thing，2011）和其他类似的作品其实都是用我的身体来创作的。这些作品并非要表达我们在互联网上有多孤独。我用我的性能量创作了这些作品。但它们不只是关于性的，也带有明显的政治性。
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我觉得自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因为我能看到艺术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真正与谁站在一起。在我的新展“要么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要么别再犯怂”中展出的画作，取材于我与一位通过Instagram联系到我的艺术家的一次激情的会面和随后的交流。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突然告诉我说，他要作为一名预备役军人被派往伊拉克服役一年。这可是一个拿着艺术硕士学位，在专科学校教授艺术，并有着稳定而严肃的绘画实践的艺术家。而我们却未能给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提供社会性支持；他好像只能从军队那里得到支持，因为钱都在那儿。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