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阿奇·摩尔（Archie Moore）是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他常以游走不定、难以预测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原住民和盎格鲁·凯尔特混血身份。摩尔喜欢符号性的图案——如旗帜、象征性建筑，甚至是白衣幽灵——他将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及个人经验相融合，在一套熟练的历史和文化词汇中注入独特的个人情感。从不拘一格的《圣经》雕塑——将书页裁剪折叠成微型教堂——到根据他的青春记忆创作的气味系列，摩尔是一位完美“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偏爱一种不确定的氛围感，而非任何单一的标志性风格。在摩尔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历史一直是他反复探讨的主题，他尤为关注沟通失效和故事叙述，将政治和个人脉络相结合，涉及（误）译、创伤和心理地理学等问题。
对摩尔来说，认知差异是富有创造性的，主流历史叙事和个人经验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他信赖的灵感之源。通过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本体感觉之间转换，他将经验差异置于创作实践的中心，在广泛的社会和美学问题中融入道德准则。
在摩尔被宣布代表澳大利亚参加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韦斯·希尔（Wes Hill）与他聊了聊家族创伤、他的艺术实践中的核心叙事，以及他在创作 《亲朋》（kith and kin，2024）之前思考的新想法。他在澳大利亚馆的展览获得了今年国家馆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澳大利亚艺术家。这场令人惊叹的展览融合了尖锐的政治批判和神话般的自传叙事，捕捉了今年威尼斯对原住民实践的突出关注。
我经常思考代际创伤的问题，尤其是在研究了关于我的祖先们如何在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生活的档案之后。我母亲那边的原住民亲戚需要得到官方“原住民首席保护人”（Chief Protector of Aborigines）的许可才能结婚，而且他们有时会因为与其他原住民来往而受到责难。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关于我的一位曾叔父在营地被他儿子杀害的文章，而我的祖父很可能目睹了这件事，这也能部分解释他之后的暴力行为。我所有的原住民叔叔和婶婶的生活都非常颠沛流离，他们都和父母离得很远，而且都试图隐藏自己的创伤。
而在另一边，我的白人父亲曾跟我讲过他爸如何打他打得筋疲力尽的故事。每当我想到是什么样的家庭和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我的母亲和父亲时，他们的相遇和相连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人说，创伤可能是基因或遗传性质的，比如母亲在怀孕期间承受了压力。但创伤也可能以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方式发生。作为一个原住民母亲的孩子，我发现我父亲的故事会加重我的遗传负担感，比如某天他跟我说，他训斥了一个把婴儿叫作“小黑混蛋”的人。我曾经以为故事中的婴儿就是我。我的父亲深谙暗示的力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常常如此PUA我。在研究其他祖先的可怕经历一段时间后——通过报纸文章，或关于殖民主义政策的政府档案——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PUA自己，我一直寻找着与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祖先的创伤，但一旦被发掘出来，它们就多少会对我产生情感上的影响。
在我的作品中，记忆常常与居所相关。在2016年的《远方的家（贝内隆/维拉的小屋）》（A Home Away from Home [Bennelong/Vera’s Hut]）和多装置展“阿奇·摩尔：1970-2018”（Archie Moore: 1970–2018）中，我重新创造了童年记忆中的家。其中包括我一直以来保存的个人物件，也有与记忆中相似但我已不再拥有的家族物品。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记忆中的事物常常与事物本身并不相同。当我们回忆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时，我们经常会增减某些元素，或夸大一些元素。在我的现场装置作品中，有些元素是故意放大的，有些则是近乎虚构的。我还会加入一些叙事元素，讲述一些我曾被告知发生过的事件，但其实我并不记得。
历史，以及我在其中的不完美探索，往往是我决定要创作什么作品的重要因素。我靠直觉工作，将新想法与脑海中已经存在很久的想法结合起来。关于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澳大利亚馆，我的直觉是要大且简约。这件新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对展馆外一条运河的回应：这条水道连接着泻湖、亚得里亚海和澳大利亚大陆。我将展馆的墙壁涂上黑板漆，在上面手绘了一幅巨大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六万五千年前甚至更早。展馆中央摆放着五百多份文件（包括各种官方报告和书信），提醒着原住民是如何在殖民主义下受到监视的。这些文件悬浮在一潭平静的池水上方——很多圣地和纪念地都会使用这一设计——并且与连接威尼斯和澳大利亚大陆的运河相邻。这种身在远方但在政治和精神上与家乡相连的感觉是我的大部分作品的内在本质。
采访／ 韦斯·希尔（Wes Hill）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