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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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从未离开过我们。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童年是诱发他们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并持续至今的最初动机。在新书《梦宝宝——艺术家与他们的童年记忆》(Dream on Baby – Artists and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Hatje Cantz出版社,2024)中,格辛·博尔切特(Gesine Borcherdt)采访了三十三位艺术家——包括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林达·本格利斯(Lynda Benglis),马塞尔·达马(Marcel Dzama),杰夫·昆斯(Jeff Koons),瓦吉纳尔·戴维斯(Vaginal Davis)和乔丹·沃弗森(Jordan Wolfson)——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幼年经历对如今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节选自该书的下文中,黄炳将他荒诞主义动画录像的源头定位到了他在香港长大的童年经历里。
我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中产家庭。我爸爸之前是一名厨师,后来成了餐厅经理。他开了自己的公司,但亏得很惨,我们因此不得不从原来的大房子搬到公寓楼里。我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们家没有任何跟艺术或设计或音乐或电影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正常——我父母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我曾祖父从红色大陆逃到香港,那时香港仍然很不发达。他们靠卖苏打水和可口可乐为生。我爸十二岁就开始进入餐饮业工作。他们都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或爱好。所以,我是在一个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好在我父母跟其他亚洲父母不同,他们从不告诉我应该过哪种生活,只要我有钱给他们就行。这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种传统:每个月我们都会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父母。不管你是穷还是富,这都是一个必要的姿态。
我父母也很严格,尤其是我妈。我感觉她并不知道怎么养小孩。生我的时候她二十岁。小时候我必须时时刻刻待在室内。如果我出去打篮球,她会生气。早上如果我比她先起床,我是不敢开电视的,怕吵醒她。我会把声音关到最小,偷偷看动画片。每次她醒来如果发现我在看电视,我都没什么好果子吃。但我还能干什么?家里又没有电脑,也没有书或漫画。其他小孩在外面玩儿的时候,我必须乖乖在家待着,看些我父母觉得我可以看的电视节目。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日本漫画成了我的最爱。香港到处都是日本漫画店,你可以在那待上好几个小时,还有便宜的饮料喝。漫画是我了解这个世界和其他人想法的唯一途径。有些漫画像戏剧一样,反映人的生活及其意义。我喜欢戏剧。任何人生话题在漫画书里都可以找到。它们为我提供了一整个世界,也影响了我后来在自己动画创作的书写。
![格辛·博尔切特的新书《梦宝宝——艺术家与他们的童年记忆》(Hatje Cantz出版社,2024)封面.](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15172/article00_1064x.png)
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放了很多音乐录影带和实验录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可能的。我自己并没有想过要搞创作,但当时学设计、3D动画、动态图形很流行。现在大家用手机就能编辑图像,当时学Photoshop可是一项特权。我十五岁那年没通过考试,爸妈觉得他们没办法照顾我了,于是决定把我送去澳大利亚,他们在那有个朋友。就这样,我去了澳洲,学了英语,也考上了大学。我选了多媒体设计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需要考试成绩,只需要完成作业就行。我就这样学会了Photoshop,设计logo和使用3D软件。
去澳大利亚之前,我是个很吵闹的小孩儿。但去了以后,因为语言障碍,我变得不敢说话,天天待在家里上网,看漫画,看日本动画片。我变得很内向,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当我开始进行艺术创作时,我在作品里找回了原来的我——我说话的方式,我的幽默感等。
二十一岁那年,我从澳洲回到香港,回来后发现在那边学的软件都已经过时了。我找不到工作,一度非常绝望。后来我在一家本地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工,他们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我想可能是这份电视台的工作让我萌生了创作的欲望。在电视台工作就像坐牢一样,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而我干的后期制作的活儿又是那么无聊。我每天负责把痘痘从演员脸上修掉,用假的子弹、烟雾和火焰制作枪击场面。有一次,一个导演让我把他们在夏天拍的场景改成冬天。实在太蠢了。我就像一台机器,根本不用思考。所以我开始在自己的脑子里虚构故事。这渐渐变成我的一项爱好,下班回家我会把这些故事写到我的博客上。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下一个工作需要用插图软件,我的故事也跟着变成了插图和动画。我把它们发到社交媒体上,过了一阵,开始有音乐界和艺术界的人联系我。我的动画片大多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它们看起来会有些怪,因为我动画做得并不标准。我很享受,而且我也太懒,懒得改进技术。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即便现在,当艺术家也不是我的目标。我只是碰巧进入了这个行业,自己也还不是很确定。活得没有目标感觉很糟糕。我并不抑郁,也不悲伤。能活着我很开心。对我来说,做艺术是我白天的工作,我回家写东西做录像,然后再回去工作。感觉有点点像一种爱好。我每天都很努力地想要挖掘一些快乐和激情。我的写作来源于在城市中闲逛和单纯地醒着——很烂,因为不踏实。
![黄炳在维也纳,2023. 图片:kunst-dokumentation.com.](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15172/article01_large.jpg)
就像我说过的,我在一个没有什么热情或兴趣爱好的环境中长大。我的家人甚至都不喜欢庆祝。一年有365天,庆祝某些特殊的日子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前进的目标。我记得我十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想送我妈一个礼物。我看到她对一个背包感兴趣,就暗自存了点钱,等到她生日那天把背包买下来送给她。结果她特别生气,直接把那个背包搁到一边,从来没用过。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应该离人远一点,免得受伤,这也是我跟我所有关系或朋友一直保持的距离。请你别误会,我爱我的家人,但我很崇拜那些知道怎么办party或送礼物的朋友。我在学习。渐渐地,我变得没那么容易有情绪,变得更会察言观色。我也变得没那么容易接受别人的好意,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帮忙。这也是为什么我做作品什么都是自己动手——故事、动画、画外音、字幕。但如今我慢慢明白,向他人寻求帮助其实也是一种信任。麻烦别人有助于关系的生长。
我和我家人的关系真的很好,但他们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享受爱,如何享受生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其他人教我。关于如何交往——如何谈恋爱,如何做爱等等——我都是从电视学的。我的父母没有任何可学习的媒介。对他们来说,赚钱就是一切。但好在他们很放松,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一定要当医生,或者律师,或者工程师。我长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些压力。有的只是沉闷和平淡。
译/ 卞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