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胡尹萍在UCCA沙丘的个展“你可以随时开始”呈现了“小芳”项目的最新系列作品,相比2022年明当代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里“小芳”映射出2010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现实,“你可以随时开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于未来的想象。十个展厅涵盖了意识/记忆、文化/身份、粮食/技术等不同主题,艺术家邀请项目中的女性回顾自身生活的同时也根据生命经验想象更广阔的世界。此外,展览还以织品的形式呈现了超过200张参与者的个人简历,并将编织工艺开源供人学习,通过为参与者创造更多表达与行动的空间,“小芳”试图将自身转变为更为有机的共同体。今年是“小芳”项目的第十周年,笔者以此为契机与艺术家讨论了该项目的演变与未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2日。
“你可以随时开始”是朝向未来的,但如果回看“小芳”这十年,其实里面充满了生老病死。阿姨们从五十多到八、九十岁都有,这些年龄段本就容易被疾病困扰。2022年,我们回四川拍纪录片时去看望她们,发现其中一位阿姨已经过世,家里放的遗像是从一张合影里摘出放大的,非常模糊。我忽然感觉到她一生都太模糊了,连最后一张遗像都是模糊的,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这也是我在这次个展里做阿姨们 CV 的原因之一,她们是没有简历的,这个社会只把她们当作非常简单的劳动力。“小芳”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艺术项目的十年,而是阿姨们的十年,所以提到“小芳”十年我总是情感复杂。
“小芳”一开始跟我妈妈有关,而第一批跟“小芳”合作的阿姨其实是她以前的工厂同事。1990年代,这些工厂在四川负责蚕丝初加工,后来因为竞争不过沿海产业链而关闭。我觉得我透过“小芳”介入了她们下岗之后的生活,可以说“小芳”是在现实中生长起来的。这几年下来,也陆续有山东、苏州、河北和北京等地的阿姨加入。

“小芳”的自组织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自己不能露面,从北京请人到四川长期工作也不现实,所以最理想的是她们自我管理。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一开始谁也不信任谁,我选不行,她们选也不行,最后我们的人去了当地一起工作才建立出现在的机制。现在我们有两间“小芳”会所和两位四川组长。艺术家总是很理想主义,一开始我想像“小芳”会所除了可以让阿姨们分任务、选毛线、交货领工钱,也可以让她们走出家庭去社交。但我后来注意到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为了让她们舒服一点,我在会所买了冰箱、空调,也想让她们自己选家具,一开始看到按摩椅的时候还觉得合理,直到有一个阿姨要选龙椅我才意识到我没办法完全满足每个个体,所以后来采购就全部统一了。“小芳”给阿姨的收购价也是经过调整的,一开始由阿姨们自己定价,她们做多少我们都不计价格和数量地接受,直到我和工作室的伙伴觉得这样无法持续才开始沟通,才慢慢摸索出比较完整的议价机制。我觉得只有合理的价格才能让一个地方的生态更稳定和可持续,如果价格高出市场平均价太多,一旦“小芳”没有了,阿姨们就很难再跟其他人合作,不良的管理也会滋生腐败,我觉得这样起不到共生的作用。我只有在鼓励阿姨们的主动性时才会参与定价,有些阿姨只喜欢做一些重复性、简单的工作,这时我就会用好一点的价格鼓励她们做复杂的物品。
其实最初我是想从原料源头为阿姨打开更多的选择。世界上的产品线其实非常单一,我曾经想从承包棉花田开始,甚至包含染色都介入,但“小芳”的体量不够。所以从“小芳”第三阶段“安全感”开始,我鼓励阿姨们自己合线,这是我平衡现实后找到的可行方案。我们用的一根毛线一般需要16股线,阿姨自己配色就会让每根线都独一无二。有些阿姨一开始不能理解,但后来看到别人的成品她们自己就会发现真的不同,这会引出她们的主动性,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一直希望“小芳”变成一个更奇怪的共同体,它包括艺术家、阿姨、工作室、市场和机构。这里面不是真空的环境,阿姨们有自己的职业,也不能完全排除工作室伙伴的工作。在2022年的明当代个展时,我虚构的乔小幻是独立的存在,像是“小芳”幕后的支持者。但这次我把乔小幻的雕塑放进来,也把阿姨平时各自的技能放进来,比如展览里的声光电大多是一位电工阿姨做的,我想把可用的一切东西都放进来形成更有力量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手工编织项目。这次展览里的大型装置是我们收到各地阿姨的织品后,工作室带着北京阿姨搭配组合的结果,我想未来她们也可以把经验传给别人。这样从配线到成品,阿姨们可以慢慢介入更多。这里面有共同工作的部分,也有极度个体的部分,但我希望把这些表达都整合在大的结构里,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构。

什么是“理想的小芳共同体”,老实说我没有答案。我一直在想怎么让“小芳”良性地维持下去。所谓的“共同体”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不是我下指令她们执行,而是我们在互动中慢慢形成。这里面还涉及到“打破”的问题,比如说对某个群体的凝视,还有阶级认知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把阿姨当成一个群体凝视时,是带着阶级眼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这种视角很难避免,因为它来自社会结构。但我们如果能引入更多不同的参与者,比如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美术馆的人和品牌的人,让这个群体变得复合起来,那这个共同体的机能就会更丰富。
我不希望“小芳”变成一种带有政治化美学姿态的东西,我更希望它是现实主义的:和不同社会层级、不同经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细节中找到可执行性。不是带着某种理想要去推翻什么,而是让事情在现实中一点点推进,这其实才是“小芳”的本质。我希望所有参与者是没有阶级感的。你可以是一个富人、一个明星的妈妈、一个大校,也可以是一个打扫卫生的。这些身份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不希望抹平身份,而是希望“拉平视角”。我们每个人写的 CV本质上是一样的,这表示“小芳”希望包含真实世界的更多层次。对我来说,美术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小芳”可以不只如此,这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远离中心(北京)的地方做这次展览,“小芳”依然在一个共同体的尝试阶段。
采访/ 姚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