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巴巴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记者，她从1997年起在《纽约时报》、《美国艺术》、《名利场》等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和艺术家。她最近出版了专著《疯狂，疯狂的东方：一位美国批评家在中国的探险式经历》 （The Wild, Wild East: An American Art Critic's Adventures in China）。
我想，如果这本书能让部分中国人了解他们给西方留下的印象，同时打开西方人的视野，让他们知道这边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那就很不错了。看后我想你会感觉到，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是能够以全球性的方式运行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这个方向发展。至少让两个地方的人都知道这片游戏场是什么样子。但我写这些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式体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需要改变，在这里它对你们正在产生着作用。
我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纽约人。相反，我把自己刻画成这样的角色：起先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然后来到中国，发现还要学习好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打开思路去了解这一切，有时会吃惊，甚至特别惊讶，我的这些反应都渗透在这本书中。
我并不想贬低中国的艺术界，这里有很多令我感兴趣的东西，而我非常清楚我是在给西方读者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边的印象完全是否定的，所以我也努力要打开他们的思维。
首先呢，很多西方人直接跟我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好的当代艺术，因为这里有官方的控制。从政治上他们对中国有偏见，所以觉得这边的艺术就不可能有意思，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认识的评论家几乎都是艺术经纪人。因为在这儿，如果只搞评论是没法生存的。我也不知道在纽约做评论能否维持生计，但是在这里，真的没有一个独立的艺术杂志。也许现在有几个正在发展中，但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给画廊的展览写评论，自己也写文章。画册文章、评论、软广告之间界线很模糊。画廊要想上杂志，就必须交广告费。所以一切都变成了广告的延伸。但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艺术家群体的内部，他们经常进行争论和评论，尽管这种有指向性的评论并没有在媒体上出现。
虽然我不会说中文，但我尽最大努力搜集到了很多信息。我有位很棒的翻译，每次来中国我们都一起工作，我很适应她的翻译方式。我会密切地观察说话的人，实际上我比在这里的人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外国人，所以没那么敏锐机灵，因为我不懂中文嘛，他们说了很多，但没想到我能将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用上。除了搞评论，在纽约我也写一些关于市场的新闻报道，所以在市场方面和拍卖行的调查中，我的提问也很专业。我觉得这里没有太多人做这种事。
北京是一座新的艺术都城，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艺术市场，其中还包括香港。现在是纽约、伦敦、香港 (香港/北京，北京有画廊，香港有苏富比和佳士得)。但我真的认为北京是一个艺术之都，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世上没什么像成功一样成功了。我想如果佩斯觉得自己能在这边做生意，那么就要注意关系上的打通，西方也将会接受这种模式。
印度艺术家就希望他们能成为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家所面对的这一切很特别，因为一切发展得非常快，中国艺术家非常有野心，非常自信。我去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包括莫斯科，艺术家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在自己和美国艺术界之间存在着偏见与隔膜。他们能感到这些，觉得很难突破。而中国的艺术家呢，包括那些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也都流露出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们说了算，给我们让地方吧”，就是这番样子。这种自信真的让很多人都聚拢过来，包括我自己。
我对中国艺术界最期待的是希望艾未未能对中国艺术家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多的艺术家能站出来说话、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它是围绕这里的艺术所进行的对话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这部分目前却是缺失的，这也给了我很多希望。
在西方，自由表达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初衷之一，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没有自由表达，人们又怎样才能成为艺术家。嗯，我发现这里的人们表达了很多，一些东西已经进入视线，但还未被捕捉到，其他的艺术家已经找到了处理各种各样议题的方法而无需具有政治针对性。我也确实发现，这些艺术家并没有受压制，他们神采奕奕，敢于说话，很期待与我聊天对谈。他们看上去可不是那种郁郁寡欢、受压抑的人。我也明白，艺术界如此偏向于经济成功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自由表达造成的。人们尚不知道，除了成功以外，还有其它缘由促使你去进行艺术创作。
我觉得这边的审查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削弱了不少本应有的活力。
采访／ 安静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