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自己都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我想让你一进入我的空间就会被感染，让你变得也很情绪化。其实这次作品我已经收敛了很多，我以往的作品都是很暴力的，我希望这次没有暴力，收敛起以往的暴力，就是一点点的愤怒，因为里边的声音用了“UVB-76”电台的，它不高兴，它一点都不好，但是它有它的故事，它在那儿很多年了。你知道UVB-76吗？它是一个（俄罗斯）电台，在198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因为我是一个收音机爱好者，无线电，它就在那里一直播报了很多年，人家一直能监测到，但是近期它突然没有了，它也没有了，其实有一些不搭边，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挺不高兴。
这个作品的影像部分是用了我对爷爷的一次采访，采访他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他告诉我，其实他很骄傲，给他这40多年做了两个协会的主席，然后很忙，做很多展览，给大家评奖，他参加省里的、国内的展览，他很自豪地举出这些东西，但是他还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告诉我要怎么样去做艺术家，不能骄傲，要跟人家学习。这个特别好，我听了这个就觉得很伤心，当然不能说别人也不高兴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很伤心。我下去，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整个剪辑、字幕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英文翻译。我用自己的方法来翻，用很简单的英文翻，就是认识一个老人家说的话。但是在展示的时候，我把他的影像处掉，就是黑屏与白字幕，其它什么都没有，就是字幕在走，听他在说，但是没有图像，就是黑屏，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给人想象的空间。我不希望观众一进入我的展厅就看到一个老人在说话，不要先入为主，我想让他们先从黑屏上知道些什么，再进入我的空间、看到作品。
对于未来的创作我希望依旧做这个，我不是艺术家，以后的计划我是学生，我有这个身份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不以这个去挣钱，没有经济的利益，我可以想得更加单纯一些，更加认真地去做一个作品，以后还是这么做，做作品、做展览，但会很少，因为我的作品一直都很少。我留给自己很多时间，我现在有了新的计划，要去做纹身，要去学纹身……
采访／ Iona Whittaker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