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妈妈说我的名字很特殊，因为这个名字在印度并不常见，在拼写上很独特。于是我就自在成长，想怎样就怎样，或者我认为应该如此。我出生在Calcuttaz，在伦敦长大，之后去了纽约，这也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因为在西方印度人并不多，所以六十年代在国外长大还是很新鲜的事。我父母将他们自己当作国际公民。也许他们想象出一个我们刚刚可以瞥见的未来。我梦想能够将文化、团体和地方的差异缩小。我觉得身份生来就是外国的；对传统的继承则是家的概念渗透出来的——这种情况体现在初次移民的人们身上。虽然我对科学的兴趣令我意识到还有另外的世界存在，这些世界与我们共存，但我们却无法感受或知晓。天空，星星，大地所蕴含的一切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所以当我1993年在俄亥俄凯斯西储大学校拿到聚合工程学位后，我开始悄然转向了艺术。

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艺术家：我喜欢用我信手拈来的一切去捣毁美术。我想要冒险，想有探险者或科学家有的那种支配感，如一个擅自闯入的游客。我的艺术讲述的是我们对旅行的渴望的价值。我不喜欢被绑在任何一个国家或社团内；对旅行的需要是心理、智力和情感兼而有之的活动，自由是最昂贵的商品；自然是最危险的美丽。我的作品对这两方面进行探索。我的艺术描绘了一个微妙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咄咄逼人、纠结纷乱的，也是可被操纵的，脆弱而不堪一击，它非常非常密集。我的第一批装置是1997年到1999年间为惠特尼艺术博物馆、王后艺术博物馆、Bronx艺术博物馆创作的。就如我早期的绘画，它们是由颜料、壳状物、羽毛、纺织品、莎丽服、灯泡、提箱、伞，睫毛组成。这些东西每次都可以重新来做，可超越语言而转向新的涵义。

“印度与西方的奇美拉”是吉美馆长雅克-杰尔斯（Jacques Gies）想出来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者们那样“探险考察”了。东方已经抵达。我想杰尔斯认为吉美应该表现这点。我的展览是“亚洲当代艺术制造厂”系列项目之一，它探讨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当代创造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展览中的作品都是2005年到2011年完成的。策展人卡罗琳-阿惠罗（Caroline Arhuero）在它们和博物馆的永久性收藏之间设置了一场对话。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图书馆，这里有个大象椅。我很喜欢。这个椅子是权力的象征，赘生物就如象鼻一样，似乎它生出了一个印度传说中的象头神，伽内什（Ganesha）。它代表了变形过程中所涉及的暴力。这非常的切题，假设图书馆是这样一个地方：知识被保存，控制，对他者的阐述在这里被系统明确的表达。

这场展览从很多方面探讨了文化创作。古老的西藏、喜马拉雅和印度艺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对藏族画中的云彩非常迷恋，它们表现了奇特的生物和神秘的世界，那里上演着战争，行将衰落，导致可怕的悲剧。在我的画里，红树倒着生长，结出黑果子，野兽有很多脑袋，在空中走或游弋（而不是飞翔），就如溅出眼泪般洒下果子。在吉美，我的一个雕塑里将一个人安上了公羊的头，穿着红裙子，戴着鼻环。我也将来自美洲的黑色水牛角和肯尼亚葫芦容纳进来。对东西方文化的借鉴在这些作品里都有表现。

一个人所居住的地方影响他/她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非居住在印度的居民，生活在纽约。我觉得去问问这一切意味什么很重要。

采访／ Zehra Jumabhoy

译／ 王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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