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2008年发起了“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ICZ)，其目标是“发展批判动物学的注视”并“推动创新甚至是激进的手段，去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近日他在上海的香格纳画廊举办了个展“无尽藏”，借此机会我们对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涉及其创作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作品激进化面目背后的思考。
ICZ （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它也是我的艺术家面具（persona）。这个网站看似是一个正规的科技网站，但同时也是我的个人网站。发起ICZ的初衷源于我们对科学的信任与信仰。我把科学语言和面貌运用到艺术中，以探视人们是否给予艺术同样的信任与信仰。我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扮演成一位客观的科学家。我经常与一位要好的科学家朋友谈论我的作品。有时也会遇到新的科学家，与他们的交流也会影响我的工作方式，因此我没有一个既定的框架。我会阅读很多对认知世界具有新颖想法与论述方面的科学论文，反之，那些调查数据方面的论文对我来说则比较无趣。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但一些兴趣点往往会跳出来。有时数周中不一定有任何有趣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科学并不那么有趣。我尽量不去担当科学家的身份，因为我不是；而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倾向时，我会阻止自己——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的探索应该有所区别。
我并没有从John Berger 的《为何审视动物》（Why Look at Animals?）中收益，因为他没有提供答案。 “自然艺术家”（naturalist-artist）的意思是一位喜爱动物的艺术家。人们往往通过Facebook 和WhatsApp发给我关于动物与树木的链接，奇特、可爱、有趣的动物的图片与现实。这也是人们理解我的作品的便捷方式，可能有时过于便捷了。人们认为我喜爱狗，可能也爱猫，但其实并非如此。我难以对人们用暴力改变的事物产生好感——猫狗都已不自然。我与其他自然主义朋友们分享的是好奇心与耐心，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不得不说出的东西。作为一位艺术家，我尽量避免给予那些本就无声（voiceless）的事物以声音，但我认为试图给某些东西以话语权这一欲望本身很有趣。
我从15年前就开始收集动物捕捉器作为一种纪念品，我有近100个捕捉器，大多是从那些人们把动物视为祸害的城市收集来的。动物捕捉器很漂亮，我决定把它们带到我的作品中，用来理解自己收集它们的原因。人们觉得我是在反对捕捉器代表的暴力，但并非如此。捕捉器是暴力的，但大自然也是如此。捕捉器是人类为了与自然共存而发明的东西。将生物的习性、生态与弱点方面的知识凝结于一件东西和一个迅速的动作中，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暴力的。培育小型犬是尤为暴力的行为——还有哪个物种可以把狼变异成吉娃娃？我想我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捕获自然。有时是有意识的，例如为了食用而从海里捕鱼。有时是无意识的，例如有些昆虫被困在我们的住所里而无法逃生。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是一位世界级食蚜蝇权威，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食蚜蝇的研究。他去过全球各地去采集食蚜蝇。食蚜蝇是一种有趣的蝇类，外表近似蜜蜂和黄蜂，所以鸟类不会捕食它们。它们有近百种颜色和体型。我往往会把肮脏、无趣与苍蝇关联，但当我的朋友Martin Hauser给我看了这些蝇后，我很震惊。每只蝇的来历与采集地点等细节都被记录，它们来自全世界。我想把所有信息通过一张照片呈现，这不但说明了我们对自然的无知，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对她的好奇。
此外，我的作品常常以“引用”一些惯例提示人们摄影的不稳定性，例如科学文集，纪实摄影，野生摄影等，或是将它们称为取景设备（framing devices）。我在新作里尝试了新的方向：简化作品的叙述性。让它们在某个意义上更直接，无干预。福柯说过，“可视性（visibility）是个陷阱”。他指的是圆形监狱，每一个犯人都被其他的人监视，它制造了一个互相监视的极权系统。我对这句话做过很多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并不指向被观察者，而是观察者。可视性是个陷阱，因为我们的想象往往通过经验的证据来获取。但可视性之外又是什么呢？
采访／ 富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