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1971年12月，大野洋子宣称自己将在纽约的MoMA举办一场个展。实际上这场展览只是一件观念艺术作品，博物馆并没有真正参与。时隔多年，这个月大野洋子真的在MoMA举行了个展，其中亮相的有她早期的纸上作品、绘画、装置、行为表演、声音和指示作品。近期，大野洋子在她纽约的公寓里谈起了她未经授权的MoMA“ 展览”，以及如今如何真正受邀来完成一个个展，当然话题也绕不开1960年代初期在她位于前波斯街上的公寓里发生的那些著名的行为表演。“大野洋子：一个女人的展览，1960-1971，”展期为2015年5月17日至9月7日。
1960年到1971年期间我做的事所影响的人，似乎比任何时期的作品都多。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无论何时，只要有一个作品的想法出现，我就会去实现它。我会非常兴奋，然后就去做，不过当时似乎没人想去了解。于是我就总是这么想：“好，那就做下一个想法。”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就是这么过下去的，根本没时间去自杀或干别的。
1960年的时候，辍学还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但大学对我来说太压抑了，所以我离开学校去了纽约。那是很刺激的一个时期。当时我已经认识了音乐界的一些人。很多人对于艺术有着很出格的想法；他们没法只在一家普通的画廊做个展览。大多数作曲家，作品并不适合在卡耐基这样的音乐殿堂演出。当时似乎没有合适场所展出作品。于是我决定自己找个地方做音乐会。我记得最初产生这个想法时，我正走在百老汇附近，大概是九十六街吧。我发现了一座建筑的二层，里边什么你都能看到，比如有跳芭蕾舞的人在练习。我走了进去，问题问得可能有点蠢，我说：“这地方出租吗？”他们非常客气，说：“不，我们还在用呢。”我没有灰心，觉得肯定还有类似的地方，最后，我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去下城看看那些“公寓”（loft）。那时候，人们还没把工业厂房改造的公寓当成居住或工作的地方，他们只是觉得那种地方很危险。但我找到了一间，相当不错。
很多人来音乐会，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人在loft里做音乐会吧。第一场演出的时候，约翰·凯奇(John Cage)、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大卫·图多(David Tudor)和好多其他人都来了，而且还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雪，这真的很重要。但其他每个活动也都非常令人兴奋。虽然我觉得第一个在这里演出的人不应该是我自己，但最终我也做了自己的东西。我也在那里睡过。我觉得这必不可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我收集了大约六个盛橘子的箱子，放在一起，变成我的床。恰好就在天窗下。美极了。
关于这场MoMA的展览，有点不可思议的是，1971年12月1日到15日，我在MoMA做了我的“第一场展览”。当时博物馆很少推出女性或者亚洲艺术家。没人太在乎这事儿。我在《村声》上为我在博物馆的“女人独角戏”（One Woman Show）刊登了一个广告。我还出版了一个画册，名为“现代（女性）艺术博物馆” （现代（屁）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F]art）。我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贴了一个告示，上面说我在博物馆发了一些文件，欢迎每个人去搜罗它们。有意思的是，最近MoMA找到了我，说他们很感兴趣我1971年在他们那里做的“展览”。他们现在想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展览。我觉得挺潮的，好吧。
有些东西我几乎全忘了，所以当策展人说我们可以实现这个想法时，我很开心。别人总跟我说：“洋子，你知道世界和平永远实现不了，对吧？”我的想法是，你相信会实现就会实现。这么说起来，就好像四十年前我也说那个展览发生了，四十年后，它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当然什么想法都不可能第二天就实现。但你现在所想的，你现在所期待的，是会变成现实的——所以你得小心你想些什么。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对我的自身体验保持开放也是非常重要的。大概五年前，人们开始不谈论女性主义，就好像这是脏话一样。我觉得有人成功地唬住了我们。但是，从理性上讲，女性主义应该进行下去。让女性占下风是不正常的。拥有女性的能量是极重要之事，缺少它，世界就会失衡。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疾患、暴力、战争。想一想，这真的是最基本的。没必要非常复杂；一切可以更为简单。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