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评论家来说，癫狂的迪拜是个再容易不过的批评对象。二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以海盗、采珠业和黄金走私著名的了无生气的贸易港口，如今已经迅速变身为波斯湾地区的商业和休闲中心——国际公司云集的免税区，拥有七星级的高级酒店、室内滑雪场和巨型商场。迪拜令人头晕目眩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使得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认为这座城市不过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大杂烩，一座主题公园，什么都是假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把这种批评方式叫做“迪斯尼追杀令。”库哈斯——他正在为迪拜设计一座15亿平方英尺的海滨城市——坚持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否定之下掩盖着其他城市自身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毕竟，迪拜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源于纽约，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大城市传过来的都市化概念。“有没有可能从其自身出发来看待海湾地区正在经历的转变？”他问。向迪拜学习将会意味着什么？
随着迪拜城邦及其母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进军国际艺术市场，以上问题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共鸣也越来越大。石油产业发达，经济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的阿联酋正在源源不断地把资金，能源和随之而来的珠光宝气输入这片曾经大部分与世隔绝的“静土”。受到影响的区域包括从迪拜到开罗，从贝鲁特到德黑兰的所有中东市场。尽管这些发展可能激起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简单化讨论，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目前这个阶段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人们创作，体验和谈论艺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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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该地区最著名的艺术市场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品味奢侈，患有收藏强迫症的酋长；他偏爱十九世纪的摄影作品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家具，甚至委托艺术家David Hockney为他设计游泳池。他幻想自己是印多尔王公的后代，曾经在佳士得拍卖会上花957万美元买下一只法贝热蛋表（Fabergé egg）。但酋长的故事是个例外；大部分中东艺术市场都比较保守，卖得动的都是当地文化部部长及其朋友“创作”的田园水彩画和圣徒画。
但如果现在你跟艺术市场业内人士提到迪拜，他们必然将其比作“下一个香港”——同时兴奋地挥舞着双手以示强调。中国和印度市场的“发现”曾让人们呼吸急促，如今挑起这种激动情绪的地方变成了迪拜。UAE和迪拜背后的出资方当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印度人、流亡海外的伊朗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欧美侨民。他们紧跟国际潮流，同时涉足商品贸易和奢侈品市场两个领域，正在慢慢成为新的收藏家阶层。
西方拍卖行注意到了这一点。目前的艺术市场可能诞生于2006年佳士得的迪拜拍卖会：数百名海湾地区的鉴赏家和社会名流——包括少数政府官员——在一个春夜齐聚朱拉美阿联酋城堡酒店典雅的拍卖间。这次旨在试水新市场的拍卖最终成交额达到预期值的三倍，共有近850万美元进账。初战告捷后，佳士得又接连举办了两场拍卖会，成绩一场比一场好。虽然拍卖行正尝试逐步推出更多当代艺术作品，但重头戏仍然放在中东画廊长期以来的最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艺术家的作品，如黎巴嫩艺术家Paul Guiragossian的油画以及埃及艺术家Ahmed Moustafa的书法抽象画。许多作品都跟国族身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很少见到真正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这些艺术家在本地重要收藏家心目中是标志性人物，但外界对他们的了解却并不多。同时，一批艺术新星正在从拍卖会本身冉冉升起，比如德黑兰艺术家Farhad Moshiri，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对传统母题带有讽刺意味的波普诠释。上个月，英国宝龙拍卖行在迪拜举行首场拍卖会。期间，Moshiri的《Eshgh，2007》成为该地区第一件拍卖价格突破百万的作品：艺术家在画布上用施华洛士奇的水晶和亮片拼出波斯语里的“爱”字。苏富比还未正式进军中东，但去年秋天在伦敦举行的阿拉伯和伊朗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与纽约或伦敦的西方艺术品拍卖额相比，这些数字不算很大，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中东市场将继续飞速增长——即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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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拍卖行一同进入海湾地区的还有若干画廊——从迪拜的第三线（Third Line），B21到巴林的Al Riwaq艺术画廊。迪拜艺术博览会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吸引了大批本地和国外画廊参加。查尔斯·萨奇正在为中东艺术家制作萨奇画廊网站的阿拉伯文版，同时还宣布准备在该地区开设一家新画廊；其他西方画廊（其中包括高古轩）进驻中东的流言也多得满天飞。他们究竟是把旗下现有艺术家带到中东——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几乎在所有迪拜拍卖会上都会出现——还是扩大项目，将当地的现当代艺术作品也囊括在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但是目前阿联酋最具野心的艺术计划在阿布扎比。这座财富最多、面积最大的阿联酋城市正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化中心，其风格和实质都完全不同于浮华的迪拜。“阿布扎比计划”的关键部分是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这座造价270亿美元的人造天堂（别名：“快乐岛”）远离阿联酋挤满摩天大楼的海岸线，岛上670英亩的文化区将成为多个重要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定居点，其中包括面积超过30万平方英尺的古根海姆美术馆（Frank Gehry设计），蘑菇形状的卢浮宫分馆（Jean Nouvel设计），一座表演艺术中心（Zaha Hadid设计），一座海运博物馆（安藤忠雄设计），以及一座以阿联酋建国总理Sheikh Zayed命名的国家文化遗产博物馆。去年秋天，上届悉尼双年展负责人、策展人兼艺术史学家Charles Merewether被任命为该项目的副总监。主管岛屿开发的阿布扎比旅游当局表示，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为止，每年吸引不少于300万的“高消费”（开发团队特意选择的一个词）游客。打开萨迪亚特岛官方网站，轻柔的电梯音乐立即流泻而出，伴随出现的文字将其描述成“一个充满机遇的全新世界。”
拍卖行，画廊，很快还有美术馆：毫无疑问，一个实体艺术世界正在阿联酋内部慢慢成形，但奇怪的是，其发展过程与传统的成长路径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成熟的艺术圈为代价而诞生的。市场活动产生之前的典型元素——学校，批评家和策展人——全部集体缺席。阿联酋本身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艺术家，艺术院校就更少。整个中东地区，大部分艺术院校都由国家赞助成立；教职员工全是老官僚，图书馆里找不到任何现代主义之后的资料，学校往往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让他们沮丧失望而已。耶鲁大学计划把美术学院建在萨迪亚特岛，纽约大学也准备在这里设立一个专注于人文艺术的分支机构。两所名校的加入可能会对填补当地教育空白发挥很大作用，但这种投资的效果还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最终显现，投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在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长处和本地具体情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拍卖行也大肆宣扬他们对艺术教育的投入，但他们所谓的投入无非是在迪拜艺术博览会上告诉收藏家应该往新购豪宅的墙上挂哪些作品而已）。
资金的大量涌入已经开始影响艺术生产。一些艺术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厂主，为求画若渴的收藏家批量生产作品。拍卖行在迪拜对初级市场的影响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大，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完全跳过画廊，直接跟买方接触；在飞速增长的需求面前，艺术家事业的起点转移到了拍卖行。德黑兰和开罗艺术家的作品在阿联酋可以卖出本国价格的五倍，于是本来被推到边缘的当地市场就越来越边缘化。但是中东地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当代艺术机构——包括开罗的Townhouse当代艺术画廊，安曼的Darat al Funun和贝鲁特的Ashkal Alwan——都坚持走非盈利路线；附近繁荣的平行市场使得这些城市的艺术家可以通过卖作品养活自己。位于新加坡和伦敦中间的阿联酋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国际平台。
大部分阿联酋的画廊和拍卖行仍然服务于一个相对保守的客户群体，无法代表中东地区当代艺术的全貌。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地区正在涌现一批对摄影和录像作品持更开放态度的年轻收藏家——Shirin Neshat的作品激起了某些伊朗侨民怀旧情绪——观念艺术作品或涉及战争与占领现实的作品则无法赢得大部分收藏家的欢心；比如，黎巴嫩当代艺术家就很少在这里露面。很多在国际上知名的中东艺术家——如Walid Raad或Emily Jacir——还没有进入阿联酋市场。
然而，当代艺术在迪拜以外的阿联酋城市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创办于1993年的沙迦双年展开始不过是政府控制下的一个小项目，里面堆满了无聊的装饰艺术品。但在Sheikha Hoor Al Qasimi——当政酋长毕业于伦敦Slade艺术学院的女儿——的领导下，沙迦双年展开始委托一些本地和国际艺术家创作带有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定点装置。双年展新的驻村项目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到沙迦完成创作。也许沙迦以其不事张扬的方式可以成为海湾地区模仿的榜样。
我们仍然不知道萨迪亚特岛最终面貌会是什么样。伊斯兰堡，巴西利亚，甚至中国深圳的工业园区已经证明，从零开始修建一座城市并非易事，更何况一座文化都市。虽然从表面上看，古根海姆的阿布扎比计划跟毕尔巴鄂非常相似，但实际上这个项目在很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坐拥全世界9%石油储量的阿布扎比来说，钱根本不是问题。但博物馆能否像毕尔巴鄂分馆那样吸引大量观众我们仍要拭目以待。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博物馆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中东的观众前来参观。作为西方艺术传统的两大图腾，卢浮宫和古根海姆项目在西方世界引发了许多狂热的讨论。在法国，大约五千名专业艺术工作者——从艺术史学家到美术馆馆长——签署请愿书，哀叹国家遗产遭到出卖（光是使用卢浮宫的名字就需花费6亿美元）。其他人则指出，博物馆这样做是为了在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地区扩大法国的影响：一月，法国政府宣布在阿布扎比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面对地区政治，就连文化绿洲也不能幸免。相比之下，古根海姆进驻快乐岛的消息可能不那么让人惊讶，因为这跟馆长Thomas Krens的管理路线是一致的（Thomas Krens卸任古根海姆基金会经理一职后将专心主持阿布扎比的工作）。
我们也不要一味沉溺于幻想古根海姆和卢浮宫现身波斯湾海岸时的壮观景象，还是来看看现在这个时期蕴含的一些可能性吧。例如，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就忽略了阿布扎比计划成立的国家文化遗产博物馆。它最终可能变成听命于国家的艺术机构，成为这片土地上若干“面子项目”中的一个；但如果能得到严肃认真的执行，博物馆的收藏品和教育项目就可能催生出有关中东地区史料编纂的广泛对话。虽然卢浮宫也许只是把原馆装不下的波斯藏品拿到阿布扎比来，但古根海姆将建立一个全新的收藏系列，主要收集中东及周边地区的重要艺术作品，同时也发起有关国际现代主义的重要讨论。在附近的海湾地区，卡塔尔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准备今年十一月开馆（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在筹建当中），也许有助于减缓几个世纪以来东方国家古董的缓慢流失。
评论家肯定会继续嘲笑这些看似过于庞大的野心，把它们说成是昙花一现的幻想，通过文化树立国家品牌的阴谋，或者说是“粗俗”的阿拉伯世界对西方文化的利用。但库哈斯要求我们从海湾地区本身来看待以上现象的说法既是微妙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类似批评掩盖了中东地区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而这一地区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为贸易和交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余地。尽管单用近代历史的短浅目光考察该地区的想法十分诱人，但地方和全球、西方和东方这种浅薄的两分法并不适用于这个在过去一直非常国际化的地域。快乐岛及其相关项目如果建设得不好，可能会成为一座栽满棕榈树、没有深度、只有表面功夫的空城。但如果进行得好，它们就会引领一种新的都市主义，连接起开罗和贝鲁特等文化首都——互相连接的同时也与世界其他城市接轨——并重振一个承受了太多失败叙事的地区。
Negar Azimi是《Bidoun》杂志的资深编辑，也是贝鲁特“阿拉伯影像基金会”成员。
文／ Negar Azimi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