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仅代表着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议题，它具有的是更为广泛的意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对五月风暴运动的种种重新评判，当时的进步力量们经常受到严厉的攻击，因为他们破坏了整个社会中稳固的价值体系。具体点说，他们要求历史、身份、欲望的个性表达能够在任何时代都得到认可。他们相信差异性能够并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这样可以终结他们所称的与他者的一致性，从而发展元身份的新形式。今年是五月风暴的周年纪念，与此相对的是二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的周年纪念，在这样的时刻，Artforum将五月风暴作为了本期探讨的主题：五月风暴是对团体与个人本质的双重改写。在一个由阶级分化和等级制度停滞（被具有爆发力而又孤立的挑战所中断）所定义的战后和冷战背景下，一些个体相信，只有对人所处的地位身份进行持久性的再审视，才能形成一套良好的人类关系，而不是通过某个单个的运动。他们正是为此而战：敏感度的提高，对现有一切日益产生怀疑。如今，五月风暴已经远远超越了它自身的界限，抵达了过去与未来的彼岸，在回顾它的时候，也不应仅仅从政治和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它。
当我们想到对于理论和实际的不同模式的争斗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对于每个艺术或者常规性的活动的评判，与早先发生的重要社会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对于我们这些成长在70年代的人而言，我们最早的策展人、评论家和编辑，都经历过五月风暴所带来的挣扎和希望，那些个体们，他们意识到，要想改变一个极度不公平的社会，就需要对这个社会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完整的重新思考。需要付诸于行动的、持续而充满自我意识的批评性思考正是艺术变革的必要条件。思考与实践这两种模式的变化，在于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崭新认识,以及在面临日益强盛的团体权力时，对生产关系的重新理解。那些最棒的博物馆都制定了普及大众的教育项目。甚至前不久关于艺术市场的困惑的讨论，也可追溯到40年前就已经引发的争论：质量问题一直饱受困扰，参考术语也一变再变，在市场交换和艺术的重要性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关联之处。五月风暴之后的日子里，成功跨越以上这些层面的多重性语言终于出现。
因为五月风暴，原本是要与现实的社会结构进行交战，而不仅仅是给人以模糊的希望，所以当时出现的新兴艺术都是围绕着对组织与交换所提出的疑问而展开。从那一点上讲，要想理解任何一件“作品”，都应当把对文化关系的重新思考纳入进来。突出的例子是Lawrence Weiner，那一年，他的作品Statements是一本六十四页的书,里面包含着对24件作品的描述，假定的前提既具普遍性又很特别，将物与物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图解。艺术家掌握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性：它指向了众多具体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单个艺术品的物理存在。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与文化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保持同步的平行方法。
五月风暴留下来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转移到了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上。生态环境学对于政治激进主义者而言已经是“可以接受的”领域了，即使是绿色运动也是由五月风暴的重要人物发展起来的（例如，德国前副总理Joschka Fischer是将绿党政治带到欧洲的重要人物，他也是60年代末期革命运动的中坚分子）。从1968开始，只有极少数的艺术作品预见到了从政治意识到环境意识的这种转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意识到这种转变的艺术只有人们回顾它们的时候，其先知性才被发现。
在此，让我们看看Joe Goode1968年在洛杉矶创作的这件单纯而又愉悦的作品，他拍下了朋友们坐在车里的照片，将这些照片作为日历的图。这个创作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对直接干预时间活动的一种间接性补充。因为Goode并未踊跃参与到运动中去。这位艺术家并未踏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台阶，也没有走上巴黎的街头。他只是展现了Larry Bell, Ed Ruscha, James Turrell和其他人坐在小车或者卡车里的照片。这件普通而精致的日历，融合了艺术与日常生活，将一个具体的群体变成了艺术作品,是现实及其作用的一种表达。它围绕的是“作为叙述背景的各种关系”，同时还具有一种实际的应用价值：尽管在他选择的艺术家人物上缺乏进步性（所有的人都是白人），但他的作品却展现了时间的普通状态，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表达，是对不久后的将来的一个标记。一方面，这些图片暗示着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里，人们心满意足的一种程度；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样一个状态，即使在加州生活惬意的艺术家，也知晓正在发生的那些激进的变革，认为有必要使每个人确信，1969年也将会发生一个如五月风暴般的运动。毕竟，小轿车－－作为战后生活富裕的显著象征-－随后很快成为了抗议和破坏的对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汽车被烧，人们将其当成障碍物阻挡在街中央。那些1968年激进的活动，使得70年代的汽车工厂成为了激发阶级意识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之地。(值得注意的是，Fischer本人曾在德国欧宝汽车工作过，是生产线上的一个活跃分子)。从那时起,生产汽车和购买汽车就受到了民族主义者们的批判质疑；这样的行为代表着在日益专政的政府前所享受到的一种抽象自由;也是品位和价值的审美标识。所有这些都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攻击点，同时也被看作是对联合兼并和起起落落的政府支持的认可。今天，汽车生产更是我们的焦虑之源所在,同时也依然是风格化的一种投射。
五月风暴也教会我们对一些特殊的转折点和历史时期进行深度的质疑：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延伸，对所有的重要历史事件产生了怀疑，无论是对人类居住的大陆的发现，还是某个革命运动所爆发的具体时间，或者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人们无不对其产生怀疑。在五月风暴的觉醒中，比这一历史事件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时间的质疑。正如艺术家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之前曾表明的那样，倘若过去的进步力量更注重自身在时代中的影响而非仅仅对空间进行占有，那么一切将会变得更好。如果左派们占据的是大学和工厂，那么右派这一方所掌控的仍然是时间。难道戴高乐不就是等待着五月风暴的来临然后再去平息它么？（同样，十五年后，撒切尔首相不也早就算好了和煤矿工人摊牌的时机么？）事实上，五月风暴对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它对人际关系的改变和对冥顽僵化的学院机构的摒弃：保守的机构不再是毫无争议的权力中心和独一无二的权威——尽管它们依旧得以存在下去。而在艺术领地里，人们对于另类的艺术架构的孜孜探索，总是以空间的形式进行表达，而不是时间。确切地说，“另类”如今已经和“空间”划上了等号,成为了一个仅仅意味着临时消遣的地带。文化分子们所产生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已被公认的历史的挑战，终于撼动了权力，但讽刺的是，它最终却导致了整个政治主流普遍向右的一个转向，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并不令人吃惊。
对等级制度的质疑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感，投机主义的产生，以及真正的恐惧，在西方，传统的生产地已经遭到了破坏，日常生活的更多领域（生态领域，碳信额度和绿色技术市场的出现），被同化为进行交换的投机之地。所有这一切与苏联体制的结束和所谓的共识政治的扩张相符合的行为活动，已经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里——即有必要对多重身份进行认可以及历史可以并行发展，这已被发达的议会民主所广泛接受。在艺术上，这种异常性的活跃和想法已经将艺术带到了一个日益“特征化”的境地，就如Donald Judd所预言的那样。后十九世纪的艺术拒绝标准的表现与评判模式，对于共识性的深刻批判深深植入了蕴涵着批判性思考的现代派作品里，而这也为意识形态无休止的多样化留出了余地。个人化和公然政治化的表达日益增加，在此之上，集体性的疑惑得以宣泄。这番壮举并不完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终止意味着对“现实”的回归，也是对可能性批判的一种否定，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读György Lukács的作品，去追寻这项壮举究竟在哪里停了下来。即使在二十年前，我也无法想象今天的艺术展览在人类差异性的表达上是那么苍白，我们为此依然感到困惑，我也无法想象现如今，我们看到的仍是依然陈旧的构造体制与控制模式——集体作业对艺术学校体制来说仍然是个问题，艺术博览会已经成为交换的支配场所。
很多人对艺术领域都有一种疏远感，他们认为这个领域太主观化，围绕身份认知的自我意识性太强，甚至说，这不过是表面主义的一种表现。五月风暴青春期的延长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是以新浪潮为开端的，紧接着是滚石乐队，延续到今日，是我们所已形成的共识—必须要为艺术提供实验性的空间，并且支持它。 五月风暴爆发于我们称之为战后／冷战时期的中心点，之前的二十年二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苏联又解体。它赋予了我们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对“自己和他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即艺术与思想的地位以及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差异性的增加，我们与他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换句话说，就是生态意识的增强），这些过程所产生的并不是可清楚定义的结果，而是其带来的种种的新型关系。五月风暴之所以成为本期杂志探讨的主题，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缺乏组织性、具有争议性的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我们也无意消除对于它的再正常不过的保守性批评：因为只有少数几个人亲历过它。如今，具备了社会结构性的艺术是极为活跃的，究竟有多少人“在场”这个问题并不是重点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独特性的提高和活动的日益增加便具备了并列前行的可能性。特定的社会动力，个人的活跃性，极度的自我批评，对于个体是否能够靠近行动中心的持续评估，以上种种的相结合，最终令“在场或缺席”的状态得以升华。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存在的问题。如同戈达尔和让•皮埃尔一样，1972年，他们导演了《一切安好》，这个电影是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斗争和人类欲望的双重表达，某个时刻能够昭示着各种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诠释五月风暴精神分裂般的诱惑的幻想图景。所有的关系必须得到重新评判，自我意识批评的一种持久性的形式必须取代并挑战过去的等级制度，作为一个具有解析性和幻想性的构造模式，这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只要特殊的权力机构操纵着人们对真正的差异性进行追求和表达的愿望，它就会重新袭来，不会停息。是消耗殆尽还是令人疲惫不堪，一切尚难定下结论，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五月风暴的多重性繁复表达，在下一场集体不满的浪潮席卷之前，已经足够。
文／ Liam Gillick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