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名在建筑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桑佛•昆特(Sanford Kwinter)在学术领域内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他特殊的教学方法广为人知，每学期开始，他都会先问问学生们希望学点什么，之后，也不管主题是什么，就给学生们布置一些阅读材料以及即兴演讲。这种突出的能力也是他的演讲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欧美举行的演讲令他成为当今最具影像的建筑教育家之一。也许这也是昆特—这位生来好报冷门的善变者之所以一直喜欢运用杂文形式表达观点的原因吧，就如他更喜欢用写作的方式与人交流一样。
他的新书《远离平衡》正是这类文章的合集。书中收录的很多篇目都是90年代在现已停刊的刊物ANY上初次发表的，探讨的是使用方和被使用方在建筑与设计上所发展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怪圈。很显然，昆特对于技术作用于我们与我们之于技术这两方面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从某方面讲，这种兴趣点是相似的，甚至在历史上，也引起了Marshall McLuhan的讨论——虽然昆特建议是“数学与物理之间的关系”而非符号学体现了“一种构造框架，这正是现代审美与科学知识不可更改的立足之地”。演算法中这种关系的实例化，提高了我们的风险行，通过使用微晶片增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建筑上的超自然技术。
在设计文化中，演算法令数学化关系产生了可能，通过控制可预见的物质文化的创造（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促使了种种新形式的涌现。计算机推动下产生的各种设计与制造以日益微观和宏观的规模对物质与能量重新进行了组合。在昆特的论述重点中，这本书观点最响亮的一篇文章是《数字的残酷性》，它论证的是关于这种杂交混乱的状况众多理论背后的起因，姑且这样认为，其原因是“一个日益电子化的世界正令一个物质或机械化的世界黯然失色。”而昆特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机械化和数字化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是具有生命力的相应相生的两种形式，二者产生的都是复杂性。机械和电子提供给人们的是两种不同的将操纵方式译成密码的方式，这对计算机史上任何学生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第一批计算机如Charles Babbage的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使用的是齿轮和手柄，而不是半导体技术，实际上，机械化和电子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二者在时间幅度上的大小。微晶片使数据压缩到一定程度，计算机的空间在指数上扩大，上亿的运算就以脉动的形式得以进行，通过模拟和分析将真实的一切纳入进来，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化。若非与物质世界相似的话，计算机空间至少就成为一种用以理解、构思、控制和居住的诱人工具。对于昆特而言，这一切产生的问题就是计算机和其它电子工具“在日益受到监督、限制且有宿命色彩的空间中，将人与这种过程的相互作用逐渐常规化。”换句话而言，为了扩大一种新福特主义体系——这种体系试图赋予我们一种“新的主观性，成为‘新型’人类，于是，人类可变的智能被重新组装，精确测量，以为了适应一个新型的机械运作的社会，在这里，他或她被缜密地缝合进去。”
人们也曾设想过与如此整齐划一的模式所相反的情形，昆特的新书题目正是此意：“远离平衡”这一短语源于热力学的术语，指各种力量的不平衡造成了力的不稳定性的状态。用作者的话讲，就是“极可能产生激烈的、生产力旺盛的、不可预知的作为。”（与之相反的是“靠近平衡”，这种状态下，“某套体系内的混乱和不规则运动很轻易就被吸收划一”。）不稳定性是创造力的先决条件，这番比喻性的暗示和结论贯穿于昆特的书中。昆特的书名源于科学词典，他尝试着能参与到技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去，这个世界如一架机器，有自己的语言﹑工具和运作方法，但同时，昆特也并不会成为被技术牵着鼻子走的技术狂。
在《数字的残酷性》中，他认为，计算机力量创造的新空间具有的唯一正面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在于它能将“自然或‘野生’的智能”模拟化。这也是生物形态发生学创造力显著的原因，在其它自然体系中，也是如此，他写道：“世界上并没有计算机可以和哪怕是最简单的自然体系所产生的作用力量相匹敌。如暖石上的水分子，酶的发生，风中树叶的晃动。”不过，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模拟，如过去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计算机可以“通过发明新水平的秩序和形状，扩大分辨与提炼的探索和进化过程。”虽然，自然智能被看作是无决定性而具备可生性的，这一想法令人想起浪漫主义关于自然界的丰饶之说，但需注意的是，从昆特的文章最初发表到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一观念在建筑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已被更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对于上述理论发展的认可，在其关于当代特殊建筑与实践的批评短篇（之前并未发表）已经有所暗示，这些批评也穿插在他的书中一些长篇的文章里。它们试图探讨融合了模拟自然演算法则的设计过程，在一篇名为《新型的普遍存在》的文章里，构造工程师Cecil Balmond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人，“如活生生的情报员一样，深深看穿了数字世界的真相。”Balmond最广为人知的是其运用规范化技术，发展了建筑的构造体系，如北京的CCTV大楼（雷姆•库哈斯和Ole Scheeren设计），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具有新的自然复杂性的基础上，否定了构造逻辑和明显的视觉法则之间的联系。
昆特关于物质与思想之间的根本联系的观点，体现在书中最具厚度的一篇文章《美国‘先锋’》中，这篇文章重新回顾了Albert North Whitehead的玄学观点，他也是Principia Mathematica（1910-13)的作者（另一位作者是罗素即Bertrand Russell）。Whitehead的提议（对于昆特而言）认为，自十七世纪以来，传统科学思维方式错误将具体存在这一特性视为物质独有，最重要的是，采用了一种“简单定位”的抽象概念，认为时空是“简单的，无生命的，与内外的运动相脱离”。实际上，具体实在性在于演变本身的过程，或者如昆特提到的那样，“自然界的具体存在只用在其运动中方可发现。”自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如果不考虑到时空的介入，不提到时空与其它方面的远近联系，那我们就无法对时空产生准确的认识。”对昆特而言，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传统玄学无法以能量的差异性，有机性，多重性，来解释真正的物理存在。将‘具体存在性’错误定位的谬论导致了官僚作风的现代政府结构。这种政府形式简历在“简单定位的两种原则基础上，即分离与抽象化的形式主义上”。为了控制社会，这样的政府“想当然地认为人与物的行动方式同样是可见可数的，它坚决地培养并鼓励这种可预知的行为。”
如果玄学最基本的错误被纠正了，那接下来将会怎样呢？虽然，昆特对这种挑衅式的问题并未给予回答，但若将其与科学实践者更为近期的一个不同范例进行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在设计的理论学家之间，有一个不被觉察的转变，科学的探究逐渐成为描述复杂性的随机模式。线性的模式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很凑效，如：如何把炸弹X投掷到目标Y上。但这些方法在其它很多领域内并不适用，如预测由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多而引起的海洋表面温度的升高。随机的模式，此前可预测的不是必定的未来，而是许多充满可能性的未来，以及将会发生的众多可能性。从定义上讲，它们全在于演算法所包含的随机性因素所决定，在此其中，历史数据测定它们，将其初始化。自然作用的过程从而将这种方式模式化：它需要时间与演算法相同的运行，共同产生关系。
对于设计师复杂错综的兴趣而言，自然智能至上的演算法就是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尔文的幽灵可是一直徘徊在复杂性当道的时代上空。自从达尔文没有依赖于形式的至高理论发明出能够说明物质组成的技术以来，建筑设计的规范方式无论是建立在形式的类型学上，历史先例上，还是大陆哲学的改写上，却都不得不提出彼此不相干的可能性。进化说给出了一个要求热力学斜度的完全不同的模式，如脱离平衡性。如果环境的力量不给变化的过程注入新的信息，那么自然选择就会戛然而止，如果流星不发生撞击，大气流通就会凝滞。而且，进化论也是具有随机性的，随机的因素就是遗传密码的突变。突变的表现既在于差异性基因的出现，还在于更高序列的形态构成：这样，有机体就得以显现。
将上述与昆特所说的“彻底的，不规则性”结合起来，是很有趣的，对过去创造性的运用也是构成关于未来讨论的一个方法。这不仅令我们可以更好看到并判断我们眼下所怀热望的前所未有的庸常性，而且能令我们看到现今似乎正欲放弃的一切的重要性。这也是昆特所推荐的打破决定主义、万有引力之虹的无力、弹道导弹不可避免返回地球之命运的另一套方法论。昆特本身也是这种“控制下的记忆”的热情实践者。在他的书中，令人兴奋的是，行文很轻松地就从歌德跳到了J.B.S Haldane，再到Thomas Pynchon, 但这样做也并无任何说教性，只是为了服务于更广泛的议论。比如昆特在谈到Buckminster Fuller时，其重点并不是作品中很突出的大地测量学，而是他关于作用演变学说的创新，由此产生了对生态学的当代性理解，“它是由有机体和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
需知，《远离平衡》的作者可是位专业行家，这样的批评集如今并不多见。昆特对于设计创作的环境非常了解，他明白当今的建筑上的格式塔，无论是在物理还是生物领域，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二者的类似性，有一点却很难不被注意到，自然界产生变化的动力条件和通常情况下影响设计业的那种盲目的感觉，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在Mach1的文章里，昆特直接指出了这种不规则性。他回忆了为庆祝Chuck Yeager初次超音速飞行50周年，去莫哈韦（Mojave）沙漠的旅行。这场活动发生时，也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揭牌时，结果引起了艺术与建筑界的普遍质疑，它被看作是这个世纪即将到来的指示性建筑的假定预演。而昆特，则重新探寻了这段含混不清的历史，指出他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毕尔巴鄂是过去时了，在那里之外的别处，我们方才知晓了什么是零度，什么是未来。
在那个沙漠里，我猜，昆特也许是充满诗意地找寻着一些线索，他想知道，另一条法则，也许是技术-历史进化过程本身的一个分支，是如何找到一条途径获得高速出口，通过看上去难以驾驭的弧形抛物线，打破决定性的不得不回到数据上来的常规。对昆特而言，毕尔巴鄂是“一场抒情的光辉展”，且不论由于其构造上和技术上的灵巧构思并不具备真正的彻底性，但它却回答了一个问题：下一个是什么？更多的相同中，所产生的则只有不同。
昆特对于同样的疑问的回答是：设计必须是“完全具有实验性的和最具危险意义的创作”。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或者在那里一个特别的轨道才能找到其表达方式。为了战胜这种焦虑，我们必须要面对它的不确定性。眼下，也许在信息丰富的演算法控制的环境下，在生化技术过程有限的无限性中，我们也许可以直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自然界已经简历了一个有着分叉路的花园，我们只能功过对它本身演变方法的动力模拟，方能去理解把握它。
作者Kevin Pratt为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文／ Kevin Pratt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