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特劳迪克（Peter Sloterdijk）就是那种很不寻常的人物，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与人合作，在德国电视台联合主持一档文化论坛《哲学四人组》，1983年以《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而跃入人们的视线，这是一项对浸染于犬儒主义中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的广博研究，“内里敏锐，向外则被保护起来”，美国出版人称之为“二战后最畅销的德国书”，这本书付梓的题目不少于二十种。最重要的作品是《球体I-III》，它探索了上万个空间，小到子宫的小球体大到国家民族领域，这些空间对于生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却经常被哲学家们所忽略。因其运用了具有争论性的整体论手法，斯特劳迪克 不时地制造着麻烦：1999年他发表了一片文章《人类公园守则》，对德国所禁忌的语言的衍生和选择上，进行了冒险尝试，试图思索人类这一族群是如何在基因掌控的时代，得到保护。他的短篇《来自空中的恐惧》，可以说是《球体III》的分支，引起了很多争论。
在书中斯特劳迪克写道：“任何想了解这一时代独创性的人们，必须得想到…恐怖主义的实行，产品设计的概念和对环境的思考。”从本质上讲，《来自空中的恐惧》将这三种事物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斯特劳迪克相信，也正是这种结合，决定了上个世纪的现代性。他提到了第一场毒气攻击，1915年4月22日，在比利时的Ypres Salient，德国的一支特种兵军团对抗法国-加拿大士兵。斯特劳迪克争辩道：“随着环境条件介入到战斗的双方之中，”军事目标已不再是战士的身体生命了，而是“生命最基本的先决必备条件”。
斯特劳迪克称Ypres的毒气袭击为“一场惊人的天启”，尽管这词听上去很奇怪，但对于他的争论而言，却至关重要，就是要明确地表现“背景中”所潜在的一切，它们被我们的环境所忽略，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被体现出来。他对于这一过程的用语乍一看很隐晦，通过解释，他的议题变得具体化起来，那种合理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一种使科学解释和技术掌控几乎无法分离的方式起着作用（在这种观点下，对于氯气的研究只能导致武器化）。对于斯特劳迪克而言，这种现代性的动力也是一种邪恶的辩证法：“被认为作为对背景进行诠释的现代性依然陷在恐惧症的怪圈里，试图通过技术战胜焦虑，而技术本身又产生了更多的焦虑。”在对“气体恐怖主义”的解释中，先是Ypres大攻击，到了20年代初期，是Zyklon A的发展，德国公司本来发明这种气体是要在和平时期杀虫的。封闭的空间比如仓库、船只、火车车厢，每日都要放上这种氢氰酸混合物，杀死耗子、飞蛾，蚊子、臭虫、虱子，甚至它们的幼虫，卵。而这种科技上的进步很快运用到平民之中，1924年2月8日，在内华达的一间毒气室里，一名27岁的名叫Gee Jon的华人因被控谋杀罪，成为首位用这种方式被执行死刑的牺牲品。通过将犹太人比喻成“害虫”，SS随后以极大的规模，在“毒气室、奥斯维辛火葬场和其他集中营”中，将这两种技术相融合。斯特劳迪克认为，每一次，新产品的设计都是在推动了新形式的环境恐怖的形成：比如，没有Zyklon B（一种氢氰酸，在变成毒气之前可以流通）的突破，这种 除虱的技术不会那么快在纳粹的集中营找到用武之地。
对于斯特劳迪克而言，这种辩证法并未结束：1943年7月27日和1945年2月13日盟军对汉堡和德累斯顿的轰炸标志着“气体恐怖主义”又前进了一步，而通过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获得了直接实现。斯特劳迪克认为，后来的事件都是极为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们将放射活动清楚地呈现给了所有人，“现象上的大灾”很轻易地就变成了“这种现象的一场大灾”。 发展到今日，情况依然如此，斯特劳迪克提出了 199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个项目条文，名为《作为力量控制者的气候：在2025年将气候占有》，条文希冀通过电离层控制而达到“战地控制”。此时，辩证法又起了作用，这种令人生畏的技术要不然就来自于试图运用超声波对臭氧层的裂缝进行修复的良性研究，去对抗最可怖的飓风。同时，在军事功效上还有一个更甚的扭曲，斯特劳迪克也谈论了这项研究室如何可能通过运用超声波破坏精神官能的“神经感应武器”来对我们内在的心理变化产生影响。
斯特劳迪克指出：这样的气体恐怖主义策略在面对假想敌时，势必主张一种“道德上的不对称”，他们必须以超越战争中非常普遍的种族优越感的断言的方式去这样做。就是这样的主张，使得军事进攻作为“额外的审判”而被合法化，例如，对伊拉克的审判，起先是以“震慑与恐吓”的气体恐怖主义战争为始，后来通过其他方式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审判而告终。在这一点上，斯特劳迪克也许发展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哲学，“例外的状态”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而海德格尔是另外一个他在此援引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斯特劳迪克认为气体恐怖主义是“将人类的住处问题化”。在“解释的限制下”，他认为，住所不再是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所理解的那样是“存在的贡献”， 斯特劳迪克修改了一下弗洛伊德的名言“哪里有伊底，哪里便有自我”，在《球体三》中讽刺道：“哪里有‘生命世界’，哪里便有空气调节。”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种挑战是具有暗示性的；而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家，是如何将这种潜在性表现出来的，他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被认为是将无意识的潜在性彰显出来，一个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被认为是将“非主题化发展成主题化”，把所有的绘画的抽象元素都表现出来。对于斯特劳迪克而言，两位艺术家在术语先锋的军国主义意义上都做得很成功，二位都参与了“一个辩论美学的反击运动中”。达利在对无意识的模糊中介入得更深，而马列维奇对净化的愿望距离“恐怖的净化”仅有一步之遥，就如斯特劳迪克认为的那样，仅距俄罗斯先锋的乌托邦主义直接导致了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这样的还原性主题仅有一步之遥。如果斯特劳迪克想要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理论，那么他需要比这些还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才是。
一场将恐怖主义、环境和设计融入到紧凑的对话中的讨论对与今天的世界来说是非常及时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这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减缓了它的实用价值。《空中的恐怖》关注了战争和武器，对二十世纪进行了勾勒，所涉及的一部分领地我们是熟悉的，对此保罗• 维瑞里奥（Paul Virilio）已经探讨过。斯特劳迪克提到，达利的“偏执型批评方法”和偏执狂的特征—-对于“影响性的机器”的焦虑，确实激活了他的文本。弗洛伊德指出了很多哲学家在体系构建中的一种偏执狂倾向。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曾经也表示，这种偏执狂患者也许只不过是比我们掌控了更多事实的人，《空中的恐怖》优点之一就是将我们与我们向来所忽略的一切联系起来，将它们清晰地呈现出来。近日，想要对这种伟大的叙事保持不矛盾的态度其实很难：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去与那构建我们生活的、一直在改组的体系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讽刺的是，这种总体化却省却了太多。他含蓄地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他的榜样，就如他们在《启蒙辩证法》（1947）中所做的那样，将现代理性的神秘性进行解构，但确是用一种辩解的辩证法进行代替。最终，尽管他的叙述并不比他人更具辩证性：但他笔下的现代化，似乎并没有迂回，遑论存在了。
海尔•福斯特（Hal Foster）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系主任，教授。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