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J•G•巴拉德（J. G. Ballard）是一名科幻小说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当代文化哲学家，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描述并预测了战后技术和媒体的急速巨变——他的小说告诉我们，这些急剧的变化正在永远改变地球的环境以及居住其上的人们的生活。接下来的篇幅当中，编辑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l），电影导演大卫•克罗嫩贝里（David Cronenberg），艺术家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尔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诗人克拉克•库利奇（Clark Coolidge）将各自回顾并反思这位传奇人物对文学、电影、艺术的影响。
四月十九日，与癌症抗争多年的J•G•巴拉德在伦敦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在图像狂热症围攻下阵线收缩的阅读界痛失它最伟大也是最没有得到充分赏识的天才之一。巴拉德比任何作家，当然比任何科幻小说作家更早也更准确地预测到了技术对大众文化和文学文化的毒害。1956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Prima Belladonna》发表在英国科幻杂志《科学幻想》（Science Fantasy）上，揭开了《巴拉德故事全集》的序幕。这本小说集一共收录九十八个短篇故事，八年前在英国出版，上个月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稍微做了些扩充）。
《Prima Belladonna》是一个离奇但又极度温柔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唱片店老板如何爱上一名酒吧女歌手，但因为店里会唱歌的兰花无法忍受女歌手的歌声而最终与她分手。故事发生地点以棕榈泉（Palm Springs）为原型并非偶然。虽然小说里的城市名叫“朱砂”（Vermilion Sands），但毫无疑问，巴拉德写的就是加州沙漠里这座渡假胜地。这也充分说明他从很早开始就对美国充满幻想，并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1943至1945年，正是美国把他和他的家人从日本人设在上海的龙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这段牢狱之灾后来为他的半自传小说《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 1984）提供了不少素材。
美国的巴拉德迷如果熟悉他讽刺美国政治暗杀阴谋的尖刻文章，读到他2008年在英国出版的自传《生命奇迹》（Miracles of Life）时，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从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曾经对美国满怀深情，尤其喜欢龙华监狱里关押的三十名美国商人。他在书中回忆道“我们特别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幽默，喜欢他们新奇的表达方式和悠哉游哉的做事风格。”与此同时，他疯狂阅读商人们随身带的杂志：《生活》（Life）、《时代》（Time）、《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柯利尔》（Collier’s）。这些杂志为他年轻的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同时也在他涉世未深的心灵上打下了鲜明的美国烙印。巴拉德后来写了很多小说，讽刺愚蠢的美国政治家或偏离预定目标的武器技术，因此，他赞成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就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但这实际反映了他与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军事力量从道德上很难定位，而巴拉德本人在与美军的初次接触中也将对方视为救星。他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不同。品特一贯反美，而巴拉德对美国文化和美国国民性内在的强烈冲突甚为敏感。他在回忆录里描述龙华监狱里美国人的文字令人感动，其缅怀眷恋之情更像詹姆斯•米切纳（James A. Michener）获得普利策奖的处女作《南太平洋的故事》（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1947），而不是诺曼•梅勒直刺人心、毫不留情的战争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忆及美军空降中国时的情景，巴拉德写道：“看到这些先进的美国飞机，我年幼的心终于找到了新的崇敬对象……它们代表的消费主义精神也塑造了卡迪拉克和林肯轿车，电冰箱，还有收音机。从某种程度上说，野马和闪电战斗机本身就是一种广告，一种时速四百英里的活动广告，到处宣传着美国梦和美国的实力。 ”
尽管巴拉德1945年底离开中国回到英格兰，但他从未忘记这些美国海员，这些乐呵呵的解放者曾给他留下了多么愉快的回忆。他相信，当时美国那种消费主义的丰裕，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是“一个已然降临的未来。”巴拉德之前从来没在英国住过，回国后看到战后国内一片愁云惨雾，感到十分震惊。一切粮油物品仍按战时配额供给，人们“看上去就像完全被打垮了。”“到处都龌龊不堪，火车和公交车车厢里黑黑的全是土。”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好莱坞电影。于是，他拼命研究美国电影的主题和故事的起承转合，尤其是黑色电影和惊悚片，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战后的英国人民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政府治下艰难度日：巴拉德抱怨1946至1949年间他所上的雷斯寄宿学校（the Leys School）令他想起龙华监狱（“尽管吃的更差”），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则是“同性恋的天下，像我这样带着女朋友来的异性恋……倒被视为异类，好像我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不正常的选择。”
既然巴拉德如此痴迷于研究战后美国电影文化，并对美国社会整体抱有种种幻想，他早年短篇小说里出现经过伪装的美国场景也就不足为奇。英国巴拉德作品研究专家戴维•普林格尔（David Pringle）熟知巴拉德所有短篇小说，他指出，五十年代末，时任《化学&工业》（Chemistry & Industry）杂志副主编的巴拉德只在两本英国科幻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急切想得到外界承认，故意将美国读者（特别是科幻杂志编辑）熟悉的主题和场景融入创作。然而，当巴拉德作为一名富有远见的年轻作家崭露头角时，美国已经丧失了二战刚结束那阵子的胜利者光彩。在美英两国，新的“消费社会”悄然诞生。一群“看不见的说客”掌控一切，他们“控制政治和消费市场，影响人们的习惯和设想，而鲜有人察觉”。该主题也将出现在巴拉德早期的小说中。
自然地，巴拉德第一次正式出书是在美国。当时，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纽约伯克利出版公司（Berkley Books）图书顾问达蒙•奈特（Damon Knight）敦促他的老板签下了巴拉德的四本书：小说《空穴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短篇故事集《时代之声》（The Voices of Time）和《十亿年》（Billennium），均于1962年出版。对这四本书，美国主流媒体无动于衷，科幻杂志却好评如潮。第二年，《淹没的世界》在英国出版，受到更加热烈的追捧。《幸运的吉姆》（Lucky Jim）的作者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在《观察家》（The Observer）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赞扬这部启示录杰作。同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纪实文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两相辉映之下，《淹没的世界》俨然一部环境惊悚小说，简直是对卡特里娜飓风的诡异预言。该书讲述了“地球物理性质的剧变”以及前所未有的太阳风暴引发巨大水灾，欧美各大城市悉数被淹，沿海地区统统变成热带浅水湖。全书充满弗洛伊德式的弦外之音，使巴拉德正式成为一名值得关注的作家。
尽管《淹没的世界》在英国大受好评，他的另外两部小说《燃烧的世界》（The Burning World, 1964）和《水晶世界》（The Crystal World, 1966）也先后在美国出版，成功和名誉却似乎总是与巴拉德擦肩而过。他在美国越来越难找到出版商。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巴拉德的短篇故事就开始充满暴力和虚无主义色彩。而这时候美国的形象也已经从拯救集中营犯人的解放者变成往越南儿童身上扔汽油弹的罪魁祸首。巴拉德对城市暴力、整体浪费、失控的消费主义等题目越来越感兴趣。他逐步坚信，美国就是一切道德腐朽的中心源头。巴拉德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从未踏足过美国，是个十足的“外人”，但他却对美国政治家十分着迷，尤其是1963年第三十五任总统被暗杀后的肯尼迪家族，以及美国西部冉冉升起的右翼政治新星。1968年发表的小说《我为什么想操罗纳德•里根》（Why I Want to Fuck Ronald Reagan）极具煽动性，时至今日，这样的题目也仍然让人瞠目结舌。1990年，巴拉德在忆及这个故事的诞生过程时这样写道，当初好莱坞电影明星进入政界并成为加州州长还是件特别新鲜的事儿，所以英国电视台播出了很多有关里根的节目。看着他以嘲笑的口气指责州政府挥金如土，把钱都花在不必要的福利和机构建设上，我发现了一个更加粗鲁、更加野心勃勃的里根，像极了他在他最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杀手》（The Killers, 1964）里扮演的人物——一名心狠手辣的罪犯头子。广告中的里根语言流畅，说话跟照着提示器读出来的一样完美，他就像一名电视汽车推销员似地推销他的政治理念，但这些理念的内容绝对既不温和，也不可靠。里根的举止和肢体语言与他简单得可怕的极右路线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
另一篇小说《杰奎琳•肯尼迪刺杀计划》（Plan for the Assassination of Jacqueline Kennedy）同样惊世骇俗。该小说1967年在英国文学杂志《界限》（Ambit）上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温斯顿•丘吉尔之子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将其斥之为大胆无耻，要求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暂停对《界限》的支持。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充分体会六十年代的狂暴情绪。从伯克利到利物浦，从汉堡到巴黎，到处都是学生运动、城市暴乱和社会抗议。当时的语言如此富有戏剧性和煽动力——异皮士，黑豹党，气象员组织等激进团体公然在街头闹无政府——一篇讽刺小说若是写到前第一夫人的性力量以及媒体对她形象的操控也不算特别出格。但显然，在英美主流文学圈里，这样做仍属不可原谅。巴拉德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也许是他所有作品里政治意味最浓的，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与混乱。
《暴行展览》（The Atrocity Exhibition, 1970）是巴拉德“解读六十年代”的一次尝试。这十年，尽管“娱乐文化不依不饶地想把我们变成弱智”，肯尼迪暗杀事件、种族暴乱、越南战争依然占据了电视广播的大部分时间。（距离互联网普及整整半个世纪前，巴拉德就目光远大地预见道：“纸媒已成过去，现在是电子媒介的天下，即时性是当今世界的首要原则。”）书中章节题目包括 “我为什么想操罗纳德•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刺杀计划”、“暗杀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像一场降速赛车”等等。事实证明，这样的文字超出了德高望重的出版公司道布尔迪（Doubleday）的承受范围。道布尔迪本来已经买下该书在美国的版权，但在投放市场的前一刻决定销毁所有印刷品。一本书被封杀总会挑起媒体圈和文学圈的巨大兴趣，关于出版商为什么放弃已经印好的第一批书，几十年来流传着各种不同版本的解释。巴拉德2008年在回忆录中猜测，里根的“密友”尼尔森•道布尔迪（Nelson Doubleday）可能无意间发现了写里根的那篇文章，所以“当即下令销毁整本书。”如此直到1972年，这些香艳刺激的故事才在美国重见天日。这次由Grove出版社负责出版，书名定为《爱与汽油弹：出口美国》（Love & Napalm: Export USA）。《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对这本书大加批判，说“作者不仅在断腿的农民和著名受害者的坟墓上采集标本，更利用我们的感情敲诈勒索，侮辱我们的同情心；这本小说就是一种诽谤，是情感的死胡同。”
虽然《暴行展览》之后出版的《短篇小说全集》里有几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但美国背景在巴拉德小说整体所占比重明显大不如前。不过，1992年的短篇《虚拟死亡指南》（A Guide to Virtual Death）仍然提到了玛丽莲•梦露、麦当娜、沃伦•比蒂、汤姆•克鲁斯等众多明星。在这个故事里，级别较高的电视观众会收到邀请，与他们最爱的好莱坞影星共享一场“电视高潮”。就连对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们，巴拉德都不似从前那么热衷。但《全集》出到最后，在1992年的小说《火星来信》（The Message from Mars）中，居然出现了一个虚构的丹•奎尔（Dan Quayle）。已经连任三届的奎尔总统（我们必须得相信共和党人成功推翻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修正案条例）急于向世界展示美国新一代的太空实力，于是邀请各国首脑欢聚一堂，庆祝美国2008年成功登上火星。据小说介绍，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美国夺回了在外太空的霸权地位。这次登陆比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月更加轰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最后美国宇航局宣布“好莱坞三家主要电影公司将联合制作一部有史以来成本最高的电影，”由宇航员本色出演。人们疯狂地欢呼向前，却发现如此盛况只是昙花一现。宇航员拒绝离开飞船，并且关掉了侵入内部的摄像机，“对着镜头简短地挥了一下手就彻底关闭了机器，把整个世界都拒之门外，”然后再也没有从飞船里出来。奎尔总统尴尬至极，变成了大家的笑柄——这一次不是因为他的拼写。在巴拉德笔下，傲慢以一种近乎希腊悲剧的方式受到惩罚，接下来一系列卡夫卡意味浓重的荒诞事件更重申了巴拉德的观点：人的意志不管怎样都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可以想见，如果小布什当政期间巴拉德仍在写短篇小说，另一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将成为一个多么诱人的写作对象。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1987年的改编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大获成功后，巴拉德并没有跟着走访美国，尽管在美国热情帮他做出版的都是受人尊重的编辑和出版人，其中包括罗杰•施特劳斯（Roger Straus）（Farrar, Straus and Giroux），V•韦尔（V. Vale ）（Re/Search Publications），戈登•冯•格尔德（Gordon Van Gelder）（St. Martin’s Press）以及在英国出生的弗兰西斯•科迪（Frances Coady）（Picador）。虽然《太阳帝国》、《撞车》（Crash，1973）等小说及改编电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但巴拉德在生命最后几十年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的很多小说在美国并未受到好评，而且美国大众也没有把他看作真正的文学先驱和预言家。对美国忠实的科幻读者来说，他的光芒永不消褪，但巴拉德本人认为他“感兴趣的是即将来到的真实未来，而不是科幻小说喜欢的那种虚构未来。”
他在部分小说中对美国的描写可能非常刺目，但有时候又保留了一种奇怪的暧昧，比如《登上月球的人》里对斯科兰顿队长的描写。这位冒牌货宇航员整日在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大街上招摇撞骗，向轻信的美国游客要酒喝或少量的钱花。故事写于1985年，叙述者是一名英国的自由记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巴拉德的替身）。这名记者先生并没有揭穿队长的真实身份，相反，他喜欢上了自己的猎物。当队长躺在床上快死时，记者还上前拥抱他，照顾他的生活。最后，叙述者变成了他最初希望揭发并嘲笑的对象，开始对新一代的游客讲述自己作为一名宇航员登上月球的经历。此处的转换令人惊异，故事结尾带有几分救赎意味；我不得不认为，斯科兰顿队长这个人物原型来自巴拉德小时候在龙华监狱碰到的美国商船船员。
此次新版小说集的出版非常重要，主要有几个原因。全书一共收录九十八个短篇故事，充分体现了巴拉德对短篇小说力量的信任。在2001年印行的英国版前言里，巴拉德指出，五十年代“读者还是非常喜欢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当时很多报纸每天都刊载一个短篇。他同时哀叹“也许是受拖沓空洞的电视剧影响，如今人们似乎已经丧失欣赏短篇故事的能力。”他认为现在很多砖头小说写成短篇会更精彩，他写道，“奇怪的是，我们看过很多完美无缺的短篇故事，却从来没见过完美无缺的小说。”
巴拉德逝世以后，讣文铺天盖地。这也许预示着，在美国他的地位将得到迟来已久的重新评定，许多已经绝版的小说将再度印行。他的作品当然值得学术界关注，同时我们也希望，他的小说能进入更多高中和大学课堂，让更多学生看到他如何鞭辟入里地分析如今严重依赖电脑和技术、无边蔓延的城市。我们如今居住的这个世界多年以前似乎就已经在巴拉德头脑里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Pew研究中心调查，巴拉德逝世后一星期，居然成为“博客和社交媒体”上第三大热点话题，受关注程度仅次于酷刑拷问技法和同性恋婚姻。相信巴拉德本人对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一定心领神会。他超人的洞见在死亡中获得了众人的认同。
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l）是W. W. Norton & Company的执行主编，负责《J•G•巴拉德小说全集》（Norton, 2009）的编辑。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