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内•里维拉（René Rivera）是一个瘦小的、戴着厚厚眼镜的、74岁的新波多黎各人。他很不起眼：在秋天柏林的“现场电影！杰克史密斯！在一个被租的世界感受五个造热日（LIVE FILM! JACK SMITH! Five Flaming Days in a Rented World!）”活动期间，三天中我都遇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也是马里奥•蒙特兹（Mario Montez）—-一位登台表演数次、令人倾倒的偶像，戴上深褐色假发和精致的手套，穿上短套领衫，长袍，就立马变了一个人。蒙特兹，杰克•史密斯最著名的两部影片《热血造物》（Flaming Creatures） (1962–63) 和《正常的爱》（Normal Love）(1963–65)的明星，作为观众和焦点人物，数次参加到活动之中。
这场活动关于史密斯的故事就如蒙特兹回归“公众”之中一样，三十多年后，同刚从奥兰多的退休人员变成了被拒而重返家乡的女王。蒙特兹是原创超级明星创造者制造出来的原创巨星。
忍受一场长达五天、每天十二小时的杰克•史密斯讨论会，不禁发现，史密斯并不是我们应组织讨论会关注的那种人。毕竟，这位艺术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而且众所周知，他要求死后即焚毁他的作品；据他的朋友、档案保管人佩妮•阿卡德（Penny Arcade）说，他的全部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垃圾堆中抢救出来的。
谢天谢地，这场由苏珊•萨克斯（Susanne Sachsse）,马克•萨迦尔（ Marc Siegel）和Stefanie Schulte Strathaus组织的研讨会，包括放映，表演和圆桌讨论，用艾美•希尔曼（Amy Sillman）的话而言，更像一场“奇特的教学会”。
这场活动是史密斯因艾滋引起的并发症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性活动。地点是柏林的Arsenal Institut für Film und Videokunst，听起来很陌生，但史密斯大量被修复的影片保存在那里。
先锋影片《Flaming Creatures》，以一场美国议员听证会为主题，如今在纽约仍严令禁止，虽然史密斯的影片令人眼红地恶名昭彰，但他的作品大部分都很难看到，极少放映，一些人认为经典作品《常规的爱》（Warhol wallah
Callie Angell表示，里面有电影中从未有过的最美、最罕见的画面）无法在洲际间举办放映，是一个很合理的借口。每晚灯下工作之后，观众将会看到一场放映。
在这场活动中，值得推荐的当属重演罗纳德•塔维尔（Ronald Tavel）1965年的剧作朱妮安塔•卡斯特罗的一生（The Life of Juanita Castro）。塔维尔为蒙特兹写了屏幕角色卡斯特罗，沃霍尔拍摄，但演员当时“无法参加”。这一次，是蒙特兹首次扮演这一角色。起先很谨慎，之后依赖于舞台“导演”瑞那德•戈兹（Rainald Goetz）的台词提示，所以蒙特兹的表现时而不顺畅，但依然光彩照人，多年远离聚光灯的生活并未令他失去光彩。
活动探讨了这位逝者生前的每一面：做为电影人、摄影家、行为艺术家、作家的史密斯；做为马克思主义者、朋友、经理人、酷儿的史密斯。除了推出朱妮安塔•卡斯特罗以及学者安•雷诺兹（Ann Reynolds）通过网络电话与史密斯的合作者肯•雅克伯（Ken Jacobs（的对话外，最令人受益的是一系列演讲。
安吉尔对沃霍尔和史密斯的合作给予了长时间的分析，以沃霍尔隐秘的论调开场，“史密斯是我唯一想模仿的人”，接着分析了二者合作的未完成的史诗片Batman/ Dracula (1964)。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谈到了史密斯，以及纯美舞者保罗•斯万（Paul Swan）曾在沃霍尔的《坎普Camp》[1965]中演出），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相似的表演搁置—-这一观点与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毕生的搁浅休憩一致，评论家认为这种行为是对正常创作的破坏，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行为。
“我不能这么工作，”戴德里克森说起史密斯时常重复的话，强调这一主张：“我不能这么工作。”史密斯作为一名电影人的非职业生涯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拙劣的美学，不鲜明的静态画面，在金钱和宣传上的主动性忽略。这些都变成了对成功的一种殉道般的、不计后果的拒绝。“LIVE FILM!”再次证明史密斯是失败之神真正的守护者—-败者中的败者。在这一点上，史密斯似乎超过了沃霍尔，这位常年的赢家认可了路昂达•莱波曼（Rhonda Lieberman）所说的90年代初期的做隐之态。
也许，一些知识界的人觉得史密斯对失败的接受创造的这种敏锐的视觉娱乐和美丽令人尴尬。但人们总是希望这些叙事故事向两个方向发展：拯救和失败。经过在Arsenal的一些午夜体验，我也证实一下。
大卫•维拉斯科（David Velasco）是artforum.com的编辑。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