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在巴黎生活工作”这样的字眼出现在很多艺术家、策展人、画廊家、评论家的履历表上，而这也不是“在巴黎谋生等待时日去柏林或其它地方工作”的委婉托词。这恰恰是向世人自豪地宣布一个事实。借用大巴黎宫三年展的题目《艺术的力量》（赞美了高卢人的创造性）来描述这一现象，也就是说，艺术的力量正在巴黎复苏。当然，形势还并非一片大好，近日关于艺术家和新画廊囊中羞涩的一项调查也更加证实了这点。不过，去年九月在Carlos Cardenas和schleicher+lange画廊举办的“零预算双年展”，无意中也体现了了圈内人士毫不气馁的精神面貌，而且，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勾勒出一幅合作的蓝图。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过去，但一缕清新的春风已吹遍了巴黎的艺术界。去年春天，英国艺术家雷恩•甘德（Ryan Gander）为在gb agency画廊和Kadist艺术基金举办的展览，用烟雾机在城市上空排放了迷雾。只要有游客进入gb agency画廊，监控人员就排放烟雾，气体本身精彩地表现了展览的主题“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烟好像令我们看到了大气的涡流一般。九十年前，杜尚在小玻璃瓶里，将五十立方厘米的“巴黎空气”收纳于瓶中。而甘德的作品则使得我们注意到了风的吹向。知名的学院机构如东京宫(为新生代艺术家如 Etienne Chambaud, Vincent Ganivet, Aurélien Porte和Yann Sérandour的项目)，Jeu de Paume （展出的当代性作品如Tris Vonna-Michell的Finding Chopin: Endnotes, 2005–2009）仍不改初衷，继续推出一些优秀的作品，而近来一段时日，艺术界的风向标也正慢慢指向了一些小型空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发现最有趣的项目，尤其是在城市东北部一度萧条的美丽城（Belleville）以及它的周边地区。
自从Jocelyn Wolff于2003年成为美丽城的首家画廊后，新生的空间便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增加起来；最近来此安家的有Cécilia Becanovic，Isabelle Alfonsi (Marcelle Alix)和Axel Dibie (Galerie Crèvecoeur)。在邻近的郊区是许多非盈利的机构，如当代艺术中心La Galerie,特色空间Mains d’OEuvres,在小型“intime-public”公寓举办展览的《床上咖啡》（café au lit）,这片区域并没有像Marais那样成为波波们的黄金国，但发展下去它很像纽约的下东区和伦敦的东区。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怀着好奇心和专注力，对迷宫般的美丽城里大大小小的空间一探个究竟，就如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大眼睛查姬（Zazie）和《达芬奇密码》中的密码学家苏菲（Sophie Neveu）一样。最近我来这里参观，可以说是不虚此行：大卫•拉姆拉斯（David Lamelas）在Gaudel de Stampa的观念电影令人大开眼界，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精髓在奥斯卡•图阿松（Oscar Tuazon）在Balice Hertling画廊的作品中可以照见；而马塞尔•阿历克斯（Marcelle Alix）中卡拉•布莱克（Karla Black）的红色挂毯似乎在时空上都静止了；此外，还有Jocelyn Wolff展出的卡蒂卡•博克（Katinka Bock）和吉约姆•莱布隆（Guillaume Leblon）极简而粗俗的诗歌，这些都令人大饱眼福。在所有的小型空间里，最小的是一个新的项目房间，Xippas画廊的小阁楼（La Chambre）: 在一个偏僻的前厅里，人们得以看到Jean-Marc Chapoulie, Marcelline Delbecq, Vittorio Santoro等人的作品，这也证明了当一切处于一间画廊面积大小时，愈少能变得愈多。
这些空间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团体的氛围，犹如经纪危机的一剂良药。去年赢得杜尚奖的Saadane Afif,其秉承的宗旨说出了巴黎整个新生艺术圈的心声：“主导它的社会和结构，包括艺术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种内向的转变。无论如何，共享能令思想和形式受益。”而跨国界的分享来自于一月末开始的巴黎与柏林之间的艺术往来。一些普通的合作越来越多，在Daniele Balice 和Alexander Hertling的支持下，邀请大家参观并研究已故艺术经纪人考林•德•兰德（Colin de Land）的私人资料馆。实际上，南特Zoo画廊的创办人Patrice Joly，正设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在那里举办一场双年展（以符合实际的预算）。
用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话讲，美丽城似乎属于一片正在扩张的群岛：在Traité du tout-monde, Poétique IV中，他描述道，群岛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种构成(格里桑本人出生在马提尼克岛)，而是将现实整合的一种方式，“凭借的是模糊性，脆弱性和衍生性。它与迂回的战术相吻合，既非逃避也非放弃。”与格里桑所言一致的是，美丽城的画廊和它们所属的艺术团体（巴黎内外）可能并不会反对一场双年展的到来。这片小型领地有自己的愿望，项目，观众，但并不与艺术群体的普遍性思维背道而驰；巴黎的艺术家如今也并没有想过要“逃”到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特立独行之地。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家对共谋相生表示认可。事实上，达达主义的精神在“巴黎的空气”中再次被激活，从Beaubourg
到La Maison Rouge，在那里，让•雅克•乐贝（Jean-Jacques Lebel）公布了他的“精神与文明的叛逆宣言，献给艺术界与社会上的反潮流勇士们，这些人敢于拒绝所谓的文明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角色和限制”。同样，对于行为的看重也正是达达精神复燃的体现：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新生节(Nouveau Festival)，通过Marco Berrettini, Elmgreen & Dragset, Jean-Yves Jouannais, Franck Leibovici, Sophie Perez，Xavier Boussiron和Claudia Triozzi的演出，模糊了类型与学科之间的界线。
吸引这一艺术群岛上居民的重要课题是什么呢？近期的个展比如乌拉-冯-布兰登堡（Ulla von Brandenburg）或凯伦•塞特（Keren Cytter）的展览，都在Le Plateau举办，二者都有影像作品，探讨的是我们如何构建意义，如何无法构建意义，叙述，视觉或语言的碎片—-这一议题指向了自身，更进一步说，是对于创造意义的方法的探究。独立策展人Guillaume Désanges 组织的群展La Planète des signes (Planet of the Signs—perhaps a pun on “Planète des singes” [Planet of the Apes]),目的是探讨独立于学院模式、创造了自身认知体系的“知识走私者”即艺术家们所承担的作用。展览汇集了激进的智利团体Art & Language, 麦克•凯利（Mike Kelley）, 让-吕克-穆列内（Jean-Luc Moulène）, 迈特•穆力肯（Matt Mullican）, 苏珊•图雷斯特（Suzanne Treister）,以及年轻的法国艺术家Rapha雔 Zarka的作品，对于学术和知识以及它们与艺术的关系提出了问题；观众们不得不直面与穆力肯的虚幻状态和Art & Language锐利的分析性观念主义一样多变的认知/情感处境。而由一群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作家(有Thomas Boutoux, Boris Gobille, Francois Piron, Benjamin Thorel,Oscar Tuazon)联合运作的商业性画廊castillo/corrales所从事的活动，恰好体现了眼下极为活跃的批评氛围。他们的项目在自由形式的教育中，是行之有效而又令人愉快的实验。展览《突破点：凯瑟琳•毕格罗在艺术中的生命》（Breaking Point: Kathryn Bigelow’s Life in Art,” 在探索影像中的暴力修辞的同时，又将这位《终极豪情》（Point Break）和《拆弹部队》（Hurt Locker）导演不平常的过去展现在了大家面前（她是纽约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名艺术家，与劳伦斯•韦纳和理查德•塞拉都有来往，是观念主义杂志《The Fox》的撰稿人）。
对具有灵活性甚至谐谑性的知识形式和意义创造的青睐，这一转变是由一系列理论定位而体现出来的，从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旁观式诠释到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茎上根思想—-“另类现代性”的主题源于持续流动性的思想，拒绝稳定性定义，强调身份性，反对全球化强加的“想象的标准化”。与此相似的还有艾利•杜灵（Elie During）, 麦克•高赛尔（Michel Gauthier）, 劳伦•让皮埃尔（Laurent Jeanpierre）, 克里斯托弗•基姆（Christophe Kihm）和布鲁诺•拉托（Bruno Latour）这些人的想法。无论是多么分散和迥异，所有的这些人都可以被看作是早熟潜能性的理论支持者。如果逃匿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当我们能够镇静地将作用于自身的外力阻挡时，也许就意味我们能够追求一种摇摆不定的平衡之举，寻求着一种短暂的均衡态势。而巴黎艺术群岛，似乎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时刻。
艾玛•拉韦妮（EMMA LAVIGNE）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展人。原文译者（法译英）为Molly Stevens。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