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0年夏季

策划

“空白书”项目

朱里斯•波普, 《微型,垂线》(micro.perpendiculars), 2008, 纤维玻璃与机电器械,装置,莱比锡当代艺术博物馆, 2008

资本的神魔一旦从瓶中放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夺一空,乍看起来就好像将东西卖光一样。“空白书”(Carte Blanche)是莱比锡当代艺术博物馆(Galeri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以下简称GfZK)一个项目,十一位个人和团体被要求参加,每人支付大约2万欧(包括加热费,保险费等等),用于在GfZK进行的展览策划,GfZK是柏林墙倒下后,前东德首家当代艺术机构。赞助者包括三个收藏家,两家商业画廊,一家银行,德国商业文化委员会。这个项目从2008到2010年运行,反映了公共博物馆中,在展览策划和作品购买中,私人利益的影响在急速上升,期待能够围绕这样的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比如MoMA的UBS收藏展,新新博物馆的Dakis Joannou收藏展,当然,上述两个活动发生地都在纽约。

但是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空白书”并非一张空头支票。实际这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思考力的项目,针对艺术机构本身的策展与功能现状及时提出了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让早已超出已有操作模式的艺术和策展实践,行使充分的权力和自由?在当代艺术界(更进一步讲,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结构上的变革)陷入各种利益的纷争中时,又该如何整合这些多样化的利益冲突,而不是轻易让一切达成妥协和一致?

“空白书”不仅仅是一项充满批判精神的脑力激荡活动,它更像是对这些尖锐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直接调查形式。所有被邀请的“策展人”都活跃于当代艺术界,无论是从赞助角度还是商业角度来看,他们都与GfZK有着脱离不了的干系(比如,企业家、收藏家Arend Oetker是GfZK的联合创办人),或者比如Eigen + Art,就是当地的一家画廊。大多数参加者都利用了GfZK的专业性,选择和博物馆的策展人一起合作。他们同意公开探讨各自参加这个活动的动机,作为这个项目的“空白发散”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圆桌会谈进行辩论。

我很欣赏GfZK的勇气。虽然“空白书”项目中,推出了Dogenhaus画廊代理的朱里斯•波普(Julius Popp)拙劣的技术性雕塑,马克•隆巴迪(Mark Lombardi)错综复杂的图表作品,以及六十七岁老画家汉斯•布罗施(Hans Brosch)的回顾展“汉斯•布罗施的朋友圈”,很显然,博物馆馆长芭芭拉•斯坦纳(Barbara Steiner)采取了冒险的策略。这些举动似乎要打破大多数公立机构的自保性地位,让它变得积极主动多产化,从而激起一轮以前很少公开进行的讨论。例如,“空白书”项目引进的艺术作品很显然GfZK都不会展出,它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有时摒弃已被肯定过的策展模式的重要性—-将人们对艺术设定的标准从“好的”变成“好玩的”。换言之,虽然个人项目是以对展出作品的鼎力支持为基础的,而在机构看来,他们并不需要这番同等的热情。“空白书”指向了藏在私人投资背后多样化的野心和方案。

其中之一的冒险就是展出了并不属于常规博物馆展的作品。Dogenhaus画廊的作品更加突出了这一点,无论是技术上讲(如波普的作品)还是经济和社会角度上而言(如隆巴迪的作品),都体现了博物馆和画廊的共谋关系,“朋友圈”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东德艺术家布罗施那些被压抑的抽象主义油画的支持者们,为他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作品举办了首场全面详尽的回顾展。当年,布罗施很难在东德展出他的反官方作品,于是在1979年,他便去了西德;活跃了一阵后,渐被遗忘。我并没觉得布罗施的画有多吸引我,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展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议题—-主流艺术史被书写的方式,以及怎样受到“朋友圈”这样私人小团体的挑战。

“空白书”同时也强调了这样的事实,私立计划从存在那一刻起,对大多数公立博物馆都很重要。在美国,当然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博物馆依赖的仍是私人捐赠者。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战后时期纯公立博物馆的现象已然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纯公共的幻象。最后的结果变成了一个短暂的历史性插曲。其中的一个影响就是产生了策展上的分离主义:一种自行组织的展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脉和运营结构,避免主流当代艺术机构的介入。这番行动可以理解为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一种脱离,自行制定规则和标准。“空白书”将这一讨论推向了学院机构的领地,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进入博物馆的私人资本要比流出去的少。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收藏家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减少了和已有的公立机构的合作,与此并行的私人化机制也得到了发展,结果令欧洲的公立博物馆陷入了资金短缺的窘境,对国家和公众的教育性功能也日益削弱。虽然GfZK所作所为并不是逆流而上,但至少可以提醒大家对这种现象的注意,并暂时扭转这股潮流。

“空白书”摒弃了人们期待的和谐探讨,隐约透露出对往昔资产阶级利他主义的怀想。通过分阶段的漫长的讨论,“空白书”很快指出了私人操作的多样化,将赞助的定义复杂化—无论是个人还是公立赞助。这个项目通过采用了公开透明的讨论,体现了对公共领域的现代主义理想的怀念和致意。同时,她还规避了艺术体制中更为神秘的弱点:期望能在某场展览和研讨会中,找到统一的解决方案。它也并没认为它所采用的这种调查模式适用于每个人,虽然比GfZK以前的展览引起了更多的媒体注意,获得了更多的观众。讽刺的是,它也让员工们不用坐班,去游说当地的政府机构,为GfZK2010年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拨款。此时,资本的魔鬼已经跑到了瓶外,且并没有返回去的意思。它跑了出来,它在锵锵地说话,准备就艺术创作和博物馆运营的问题,进行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很有必要的公开对话。

玛瑞亚•林德(Maria Lind )是纽约巴德学院策展研究中心策展项目总监。

译/ 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