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杜斯伯格与国际前卫：建立新世界（泰特现代美术馆，伦敦）
长期以来，我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风格派领袖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在我看来，他和马里内蒂（Marinetti）或者扎拉（Tzara）一样是鼓吹家，其宣传大于实践。最多也不过是一片鲜亮的绿叶，能够与Mondrian、J. J. P. Oud、 El Lissitzky、 Schwitters、Hans Arp和Sophie Taeuber-Arp那样更有才的人合作。我之前觉得，他的抽象作品大体上都枯燥乏味，他往往将一头牛或者打牌的人强制抽象成彩色长方形——也就是败坏了他整个艺术名声的东西。而且他的审美倾向显得仓促不安，有时桀骜不驯：他想以一人之力挑战包豪斯（他于1921年搬到了魏玛），有时又狂想不止：他试图通过1922年创办的构成主义与达达主义会议（Congress of Constructivists and Dadaists）来调和这些彼此矛盾的运动，而有的时候又有点机会主义，每个组织他都参加，也不管这个组织的主题是什么（这个现代主义变色龙在其短短的17年职业生涯内参加了7个组织）。像那些陈词滥调一样，我对杜斯伯格的印象也是现代主义的牛蝇，既教条又唬人，也许真的是这样，不过也很难说，而且“杜斯伯格与国际前卫”（Gladys Fabre、Vicente Todolí和Doris Wintgens Hötte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策划的大展览）却改变了这种印象。在那里，杜斯伯格以多重身份出现，既是画家、雄辩家，也是设计师，而且还带着荷兰、德国和法国的多重背景（入选的作品也是良莠不齐，是经过这些联合策展人选出的）。这个展览既体现了他观念的严谨，也体现了他艺术的视野。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游客会冲着这些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试验的档案而来，但艺术爱好者却将这些作品奉为珍宝。而且，这也是近些年来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优秀的现代主义展览之一（此类展览还包括2006年的“Albers与Moholy-Nagy: 从包豪斯到新世界”和2009年的“罗德琴科与波波娃：定义构成派”）。
这次展览将我的误解一个一个推翻。我觉得杜斯伯格不再是一个游荡在西欧的经纪人，而是致力于国际现代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不再是一个自我宣传家而是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人际关系网、各种项目以及出版物成了他的主要作品。尽管他的政治取向并不很明显——主要是反对有害的个人主义——杜斯伯格的前卫是一个能够促发精神革命的小型团体（就像没有列宁的列宁主义艺术）。而他自己的作品则和蒙德里安别无二致，只是更加平淡（谁又不是这样呢？）——他的构图没有矛盾的直觉张力，也没有和同代人的作品拉开距离，但也并非一无是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是否使用对角线的构图或者绿色在现代主义时代似乎是一个世界史的问题。此次他展览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具有荷兰风格派倾向的不锈钢作品，其中他采用了构成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平面设计方式，而且还和Oud、Cornelis van Eesteren和Arps进行了建筑方面的合作。杜斯伯格并非大获全胜（也许无所作为），他的画面不能与Lissitzky、Schwitters、Piet Zwart和Jan Tschichold的艺术相提并论，设计方面也不能和Gerrit Rietveld同日而语——但如果将这些人放在一块进行高下的比较，那样也就失去了杜斯伯格自己的现代主义合作项目的意义了（至少在原则上即是如此，难怪他和我们一样自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些牛和打牌的人看上去仍然那么滑稽，但也许那正是当时的现代主义（1917-18）所提倡和需要的，而最终，杜斯伯格的抽象具有了更多的含义，超越了那些卡通形象。正如Yve-Alain Bois所展现的那样，“风格派的概念”是一种关系的概念：从一种媒介中识别出那种关键的组成部分，然后通过共享的元素将这个媒介和其他媒介联系起来（典型的例子就将风格派的绘画和风格派的建筑联系起来的彩色平面）。杜斯伯格在1918年11月的《风格》杂志上写道：“和谐的组合并不是通过典型的对等，而是通过典型的对抗。”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并不是现代主义艺术特定的媒介观念，而是一个媒介差异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扩展领域”的雕塑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做的）。
最后，至于他的审美活动（例如他挑战了包豪斯，还召集了构成派与达达主义者）我更倾向于其反面：我认为，杜斯伯格过于轻视功能和程序，而且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他在整个变革期间用来创作整个作品的方案。然而，这些遭遇并非是简单的噱头：他持续给包豪斯施加压力，包豪斯在1923年转向了设计，这并不仅仅是因为Walter Gropius和László Moholy-Nagy，而且还因为他让前卫的构成主义和达达主义明显区分开来。事实上，杜斯伯格在不断地强调他的辩证法（或者说这也算一种矛盾吗？），并将其具体到了他的艺术人格中。（这个展览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它展现，并记录了这位艺术家的达达主义他我，在某种程度上即I. K. Bonset）。难怪这个行为表演重负累累，杜斯伯格在谈到他在魏玛的恶作剧时说自己“到处传播新精神的毒气”，而且他本人更多地吸收了这种灵丹妙药。最终他回到了抽象。尽管他宣称这种抽象是对一战灾难的救赎性回应，但短短十年之后这些作品却具有了半学院的气息。杜斯伯格1931年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47岁，也许那时他真的枯竭了。
“杜斯伯格和国际前卫：建立新世界”展览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与荷兰莱顿布料厅市立博物馆联合举办。
霍尔•福斯特（Hal Foster）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其著作《设计与犯罪》将于今年冬由Verso出版社出版。另一部著作《艺术与建筑的合成》（The Art-Architecture Complex）将于明年春出版。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