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的银行业是个阴暗朦胧的世界，它是否以某种方式为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神秘社会的化身——无头软体怪物——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呢？这种古怪而富有挑衅性的想法就是《无头者》（Headless）的创作前提，这是从2007年开始，由西蒙•戈尔丁（Simon Goldin）和雅各布•塞内比（Jakob Senneby）的合作团队所做的一个方案。它的标志就是一个无头人，这是对安德烈•马宋（André Masson）的致敬，后者在其臭名昭著的描绘可怕的斩首者的绘画中采用过无头人这一形象——好像是故意将达芬奇富有启蒙意义的维特鲁威人翻转过来——他的头被放在他的腹股沟里。这两个瑞士艺术家考察了金融系统与无头有限公司（Headless Ltd）之间的隐秘关系，无头公司是最近在巴哈马群岛沿海地区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且他们还共同创作出一系列令人出乎意料的艺术产品——包括一部类似于小说的作品，一部长篇记录片，对于欧洲城市金融地区的极其隐秘的描绘，以及在各个大街和巴塔耶的神秘俱乐部里举行的经济地理学演讲。发言人、密使、代笔人等都站在这些事件的现场，他们看起来就像被一条不知来自何方的线牵着，而这更加强了这一方案如同谍战片一般的魅力。如果《无头者》将沿海地区的神秘特质发掘出来，作为艺术灵感的来源，那么它自然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吸引力；他们在经济上的即时性和政治上的轰动性将是无人能及的。
就其本身来说，这一方案属于近来后观念艺术潮流的一部分，后者采用公司管理美学，并将其作为批评的终结。例如，2004年“好好先生”（the Yes Men，一个文化行动主义团体，译者）富有颠覆性地使用媒体宣传语言，他们代表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为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致命性化学气体泄漏事件公开道歉，BBC对此进行了直播；Melanie Gilligan在她长达四集的影视剧《信用卡系统的危机》（Crisis in the Credit System）（2008）中展示了伴随着这一经济灾难的心理学效应；Carey Young在《我是一个革命者》（I Am a Revolutionary）（2001）中表现了新前卫艺术崩溃并沦为一种服务产业，为此，艺术家还请了一个私人教练，帮助她令人信服地念出这一影像作品的题目；而Maria Eichhorn则在《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2002）中将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股份制企业来建构。艺术素材在公司语境中的转变是这些艺术家的共同特征，戈尔丁 + 塞内比也不例外。但他们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调查全球的地下金融区并且创造性地挪用那些神秘隐蔽的空间。
这两位艺术家自从2004年就开始合作了，当时他们在数码游戏“虚拟人生”（Second Life）中的一个社群岛屿上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方案《港口》（The Port）（2004-2006）。这一方案向网上的将近二十万用户开放，并且只使用一个域名，多房间浮动的运行平台是与建筑师Tor Lindstrand共同打造完成的，以方便维基平台上的方案操作，这些方案包括艺术家自己合作创办的杂志《广告高射炮》（Flack Attack）（2005-2006），该杂志的编辑例会都是在“虚拟人生”里召开的。杂志的第一期是可以免费下载的，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本期主题：“自治”。发刊文章由两位艺术家共同执笔，该文宣布他们要解放非物质生产的潜力，解放作为正在逐步政治化的集体想象空间的虚拟现实，解放隐藏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社交模式。“虚拟人生”是真实世界中消费主义、时尚和性的客体化的经济模式的延续，这一事实体现了戈尔丁+塞内比调查的复杂性；接受了这一过于武断的身份，他们质疑即使当所有的互动交流都要依赖于他人的规则之时，怎样才有可能在如此受管但又不完全体制化的空间中依然保持独立性呢？
《无头者》以一种与其相似的推理思路来接近这些和沿海金融中心的违法迹象有关的问题。正如《港口》一样，即使艺术家更加精心地对时间序列进行了编排，并且进一步将真实的个人与虚拟的化身混淆起来，这一虚拟建筑还是成为了一种集体生产的手段。这一方案的演员包括自由作家约翰•巴洛（John Barlow），他被艺术家们派去调查巴哈马群岛的无头公司（虽然他与两位艺术家从未谋面），他在那里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部游记，发在博客上（它后来变成戈尔丁+塞内比的作品《去海边》[Gone Offshore，2008]）。巴洛的一些活动经历还被挑选出来，写成了一部科幻小说《寻找无头者》（2007-），作者姓名不详，只知道叫作K.D.什么。作者描述了自己在为元首信托（Sovereign Trust）工作时是怎样开始对艺术家产生怀疑的（元首信托是无头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显然它通过法律手段威胁艺术家将其员工姓名——巧合的是这个名字和传说中小说作者的名字正好有相同之处——从公共媒体上去除）。
在这部逐章发表的小说接近尾声之时，戈尔丁+塞内比的艺术方案正通过一次次的展览变得如火如荼。他们展览的开幕式、相关读物和报道都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素材，这部小说并不以文学性取胜，而是通过对其所描写和逐步展开的现实进行虚拟化来吸引读者。Kate Cooper 和 Richard John Jones的纪录片《寻找无头者》（2010）是对这一方案的有效概览：他们采访专家，其中包括进行调查报道的记者Gavin MacFadyen，询问他们关于无头公司的事情，并且他们还亲自走访设于直布罗陀和伦敦的元首信托公司的办公室；这部片子还连续出现了2008年圣保罗双年展讨论会的镜头，这一讨论是由一位扮演K.D.的演员发起的。纪录片和小说的不断重叠激增使得人们很容易丧失风度，而这也是制作者的用意之一。
毋庸置疑，这一方案是非常严肃的。学者安格斯•卡梅伦（Angus Cameron）是《想象中的全球化经济》（2004）的作者之一，他在方案的相关书籍和视频中出现，并经常以艺术家“密使”的身份进行演讲。他的创造力在“被金钱斩首”的现场达到了极致。“被金钱斩首”是艺术家去年在巴黎Kadist艺术基金会上举办的展览，为此卡梅伦远行至马尔里森林，1930年代晚期，无头族们曾在那里举行秘密仪式，庆祝路易十六被斩首。他带领观众穿过森林，并就沿海地区工业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时刻进行演讲，其中包括它的首次出现：那是在1793年，英国在与大革命中的法国作战时，将其货币从白银中独立出来；冷战时期的货币转移：当时苏联和中国银行试图摆脱美国对于它们境外资产的控制，于是创立了欧洲美元市场，将它们的美元储备重新命名，存入欧洲银行（这些机构的内部设计令人迷幻，展览选取其一进行重构）；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沿海市场的扩大：估计有三至五万亿美元是在国家政策管辖之外的一个越来越虚幻的——但是从金融角度来看是非常真实的——领域进行流通的。对于卡梅伦来说，那个僭越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晦暗时代呼应了这种无头的形象，正如公司实体失去了国家的统领一样，即使他承认巴塔耶不会在其中找到他所渴求的叛逆与犯罪。最近，经济正在消费与毁灭中颤抖——正呼应了巴塔耶在《被诅咒的股份》（The Accursed Share）中关于“宏观经济”的文章——秘密的金融实体只是变得更加强大了，它导致一个新贵族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属于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权阶层，他们以虚假的皮包公司伪装自己，这与无头怪物们热切希望在死前加入集体的情形是何其相似。（有一次，它的成员们暗自希望通过用真人做牺牲来完善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是只能寻找自愿被处死的人）。
有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戈尔丁+塞内比的方案表明经济造假无法在今天的现实中被揭露出来——汉斯•哈克（Hans Haacke）却是与之相反，他踌躇满志地要将1970年代哈里•夏普斯基所持有的房地产一一罗列出来——因为经济的现实已经变成了造假的场所；因此，戈尔丁+塞内比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模仿。但是这种需要并不等于接受多国资本主义的隐秘的核心。通过巴塔耶的思想，人们也许可以在《无头者》中看到集体想象的潜力，它将重新创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监管政策（这来自于巴塔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如卡梅隆在马尔里森林里所透露的那样。诚然，最近在伦敦的示威游行中，现实自然而然地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情节发展，这次示威活动反对保守政府削减教育经费的提议，抗议者围堵了王子查尔斯和卡米拉的豪华轿车，并且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直白的玩笑的口吻开始反复高喊：“砍掉他们的头！”
在他们新创立的方案《Nordenskiöld模式》（2010-）中，戈尔丁+塞内比开始通过具有颠覆性结果的行动性策略来编造关于现实经济的故事。这件作品以August Nordenskiöld的故事开场：在18世纪晚期，瑞士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为了促进对俄战争时的国家经济，雇佣August Nordenskiöld使用炼金术的方法生产黄金。但是，作为一个斯韦登伯格神秘理想主义者，Nordenskiöld暗自希望废除金钱的专制，这一愿望最终促使他去往塞拉利昂，去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艺术家发掘出这段记述，进一步说明了当今金融投机和市场形成模式的起源，他们与英国剧作家Pamela Carter合作，创作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加入了魔幻和思考的成分；最近，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该市的股票交易所进行公开彩排。毫无疑问，当今全球化经济的反复无常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料，使之将过去稀奇古怪的梦想中隐藏的潜力变成现实。
T.J.德莫斯，伦敦大学学院美术史系高级讲师。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