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末，在柏林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展出了一个名为“Belle Haleine”的香水瓶，这个仅展出了三天的香水瓶据说是杜尚唯一一件存留下来的现成品原作。在设计这件作品的时候，杜尚挪用了一个绿色的里高（Rigaud）香水瓶，并且把曼•雷（Man Ray）拍摄的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Rrose Sélavy（杜尚的女性名字）的照片放在完整的标题“Belle Haleine, Eau de Voilette”、品牌名称“RS”(“R”反写)，以及纽约和巴黎这两个产地的上方。香水瓶盒子背面的签名是“Rrose”，年款为1921。这件首次在德国公开展出的作品极富戏剧性，它被像至宝一样放在聚光灯下的方形底座上，而且外面还有一个大玻璃罩子保护，展出的位置是巨大的米斯（Mies）馆正中央。
尽管杜尚因打破高级艺术而著称，但他的艺术也有相反的一面，他给现成品赋予了神幻的感觉，从而令日常的物件显得稀有贵重。本次展出的这件香水瓶与盒子正体现了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这件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其著名的小便器的升华——尿与香水、男性与女性、粗俗与优雅、彰显与隐晦。这件作品也带有很微妙的双关性。里高将其产品称作“un air embaumé”（其中最后一个字既意味着“芳香的[perfumed]”，也意味着“防腐处理 [embalmed]”）。杜尚将其作品命名为“Belle Haleine”（美丽气息[beautiful breath]），他并没有用“淡香水（eau de toilette）”或者“紫罗兰香水”（eau de violette）来命名他的“水”，而是采用了“面纱水（eau de voilette）”作为标签。（当然，这个瓶子是空的）。在这里，杜尚要指出的是，尽管小便器和其他现成品有着平等主义的外表，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艺术依然是魔法仙丹——天才的气息、艺术家的灵光（aura），或者（借用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话）“神之香”（perfume of the gods）。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艺术作品被遮蔽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其作用。（拉康在谈到阴茎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在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的这次展览难道不是在揭开这层遮蔽吗？一切都尽显无遗——作为奢侈品的艺术、作为剧场表演的博物馆等等。此次展览的确够显山露水的了：展出的珍贵现成品原作来自2009年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和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的收藏拍卖，而且这件作品又将进入另一个私人收藏（对于这一点博物馆只能保持沉默了）。Belle Haleine香水瓶拍卖了890万欧元，远远超出了预期，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件奢侈品，而且也是一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物品。我们能闻到价值1150万欧元的“美丽气息”吗？名贵至极的灵光是什么样子？在三天三夜的展期内，Rrose透过玻璃瓶子看着我们，就像现代的蒙娜丽莎（在创作这件里高香水瓶前的两年，杜尚给《蒙娜丽莎》的印刷品填上了两撇小胡子），或者像发动了一千个伊夫•克莱因的现代海伦（作者在此借用了英国诗人，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中的段落“这就是那张使千艘船舶沉没，使高耸云端的巨塔焚毁的脸吗？美艳绝伦的海伦啊，请给我一个吻，使我永恒不朽。”——译注）。
这一切都是喧哗，但我们所面临的矛盾（不是新的矛盾，但依然令人生厌）是：这又何妨，这样的显山露水并不意味着什么。皇帝（艺术、博物馆、杜尚等等）虽然赤身裸体，但却在成堆的欧元里狂喜。我们得到的并非带有批判性的知识，而是愤世嫉俗的了然于心：从给这次展览写宣传册的作者到冒着严寒走过柏林的街道前来朝圣的观众，每个人都是如此。但也并不尽然。昨天晚上我来到新国家美术馆，我觉得Belle Haleine香水瓶被下套了，我自己都被蒙住了，没有看出个所以然（仿佛Ashton Kutcher[美国演员——译注]马上要和Maurizio Cattelan从阴影中一起浮出似的）。但我这种有点偏执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我耸耸肩膀拖着步子走下了美术馆的巨大台阶：体制批判再次失败。（也许就像绘画那样已经死过数次了）。一份柏林报纸用了“特洛伊小瓶”来形容杜尚的作品，但却并不是“特洛伊木马”。新国家美术馆馆长Udo Kittelmann表示，美术馆很荣幸展出这件作品，但这样做并没有任何风险——而事实上正好相反。展览宣传册告诉我们，Belle Haleine香水瓶“在一个玻璃柜里展出，这个柜子的形状和大小与博物馆岛的娜芙蒂蒂（Nefertiti）头像所在的那个玻璃罩子一样。而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现代的肖像。” “防腐之香味”（Un air embaumé）的提法是有道理的——又一个色情的木乃伊倒下了。
但只有我认识到这一点不免愤世嫉俗了一些，而且无论如何，现成品有着多重的意义。艺术作为奢侈的商品毋庸赘述，能够超越艺术家及其操作者（在这里指新国家美术馆）的意图是一种（杜尚在晚年所说的）“创造之举”，呈现的表演能够将隐藏的语境激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境不涉及柏林的标志性符号，却涉及到这座城市的遗迹。我相信，娜芙蒂蒂可以算作一件战利品，但我也联想到了另外的东西。我们倾向于将“Rrose Sélavy”看成杜尚的女性名字，但她也是杜尚的犹太名字，同音写作“Rose Halévy”。这个称呼带有新的含义，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和“恐怖之地户外博物馆”相距不远。这是党卫队与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而现在这里成了大屠杀的展览地点。此处的东北面和东南面分别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和犹太博物馆。Rrose挪用的这种小瓶子很可能出现在被纳粹没收的犹太人物品照片中。
在柏林，每天都有历史的痕迹被唤起。玻璃罩后面的香水瓶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件久已遗失的物品，这件物品目前正在新博物馆（Neues Museum）展出（也就是《娜芙蒂蒂头像》大放异彩的地方）。去年1月，工人在市政厅前挖地铁站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青铜人像，这不是古代的遗存，而是现代抽象雕塑家埃德温•沙夫（Edwin Scharff）创作的女性胸像。同年8月出土了更多艺术作品——Marg Moll的《舞者》、Otto Baum的《站立的女孩儿》，以及Otto Freundlich和Emy Roeder作品头部的碎片——到10月份为止一共出土了11件艺术作品。在11月，这些被纳粹定为“堕落艺术”的现代雕塑得到了展出。其实，从1937年到1941年，这些作品中的一些曾经被纳粹列入“堕落艺术展”进行羞辱性的展出，然后又归还到了宣传部，后来这些作品要么被毁，要么被卖到了国外，直到最近才重见天日。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现身此处是因为有一位名叫Erhard Oewerdieck的税务律师在附近的Königstrasse街50号有一间办公室，他收集这些作品也许是出于保护的目的（Oewerdieck的名字被载入了犹太殉难博物馆的纪念名单，因为他曾让一位犹太人在自己的公寓藏身，并且帮助其他人逃离德国人的追捕）。1944年，盟军轰炸了这座建筑，Oewerdieck办公室的那一层被炸毁，紧接着整座楼也倒塌了，废墟将这些雕塑及楼内的一切都埋了进去（如果当中还有油画和木雕作品想必也葬身火海了）。尽管杜尚的香水瓶不像这些作品那样命途多舛，但在当年也算得上“堕落”了。
霍尔•福斯特（Hal Foster），目前担任柏林美国研究院西门子研究员。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