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对英国当代艺术界有所关注的话，那么很可能Artangel曾给你留下过十分美好的记忆。这个总部设在伦敦的艺术基金会如今迎来了二十周岁生日。我自己观展历史上的好几个峰值都与Artangel联合总监詹姆斯•林伍德（James Lingwood）和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委托、赞助或协助构思的定点项目有关。1993年，雷切尔•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把东伦敦的一座房子翻模做成雕塑，这座房子是拆迁区里最后的幸存者，正等待粉碎球的致命一吻。1995年：由无数只箭组成、悬在半空的庞然大物，这是罗伯特•威尔森（H.G., Robert Wilson）和汉斯•彼得•库恩（Hans Peter Kuhn）在伦敦大桥附近的一座中世纪监狱里搭设的噩梦场景之一部分。2001年：作品《崩溃》，其中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在牛津街一家废弃的百货商店里系统地毁坏了他自己所有的7227件财产。2004年：格列格•施耐德（Gregor Schneider）的《施耐德之家》，艺术家在白教堂画廊搭建了两座连在一起的房子，两座房子的入口分开，室内陈设以及房间里正在做各种家务事的临时演员都给人一种抽象的荒凉感；2008年：罗杰•海恩斯（Roger Hiorns）的《没收》，艺术家用硫酸铜晶体把南伦敦一间政府廉租房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公寓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蓝色洞窟。
自1991年正式创建至今，Artangel已经策划完成了八十多个项目。要说对这么多项目进行概述可能过于鲁莽。1991年，林伍德和莫里斯接任联合总监之前，这家成立于1985年的公司的负责人是罗杰•图克（Roger Took）。公司也赞助过很多非定点创作，其中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亮点，比如杰姆•芬勒（Jem Finer）持续千年的非重复性声音作品（《漫长播放器》，1999－2999），克利奥•伯纳德（Clio Barnard）根据剧作家安德烈•邓巴（Andrea Dunbar）生平改编的纪实电影《树荫》。如果在你的印象中，Artangel倾向于支持公共艺术项目，那么经过对该机构工作的进一步了解，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项目其实模糊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同媒介甚至时间长度之间的界线。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即便是最叫座的项目（《没收》平均每天吸引观众数百名，而且应大众呼声，作品于第二年重新开放过一次）也在吸引眼球的同时，避开了制造奇观的陷阱。这种微妙的尺度把握体现了项目策划的特点：偏好深刻的策略思考。
林伍德和莫里斯从来不广发英雄贴，然后从中选方案，他们总是先选好艺术家，和艺术家一起长时间地探讨研究（有时持续数年之久），而且某些主题总是反复出现。比如，Artangel偏爱对记忆做朴实的处理。以游行的概念为例，Artangel在英国一个叫安珀尔的小村子组织了一场秉烛漫游，二战期间，当地村民被全部疏散，如今的安珀尔已成空镇。相比之下，和Artangel功能相近的跨国机构“公共艺术基金会”（Public Art Fund）则委托弗兰西斯•艾里斯（Francis Alÿs）组织了一场从曼哈顿到皇后区的盛大狂欢派对《现代游行》（2002年）。（三年后，艾里斯为Artgangel创作了一个更安静、更侧重心理图示的伦敦漫游计划《七步行》，这次他并未使用任何秘鲁铜管乐队。）如此深思熟虑的气质在此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周年庆典与其说是为了自我欣赏、自我标榜，倒不如说具有很明确的目的性。
除了一次性作品以外，Artangel也一直致力于支持影像创作，如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悬丝4》（1994）以及库特鲁•阿塔曼（Kutlug Ataman）的多屏装置《库巴》（2005）。今年三月，林伍德和莫里斯宣布成立Artangel艺术收藏，合作对象是泰特美术馆，后者至今已经收藏了七件Artangel委托创作的电影和录像作品。现在，Artangel还会再给泰特九件委托创作的影像作品，创作者包括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卡麦隆•杰米（Cameron Jamie）、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和凯瑟琳•亚斯（Catherine Yass）。接下来三年，他们还将与曼彻斯特的Whitworth画廊、伯明翰的Ikon画廊合作完成五个新的委托创作项目。前两个项目——亚埃•巴塔娜（Yael Bartana）的《 Lying in State》和安瑞•萨拉（Anri Sala）、瑟吉拉•卡梅瑞（Šejla Kamerić）的《没有红色的1395天》——将分别在六月的威尼斯双年展和七月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与公众见面。在获得艺术家本人许可的基础上，泰特美术馆将在未来五年内陆续收藏这五件新作品；如果一切顺利，这只是今后双方长期合作的开始。
尽管Artangel的工作方式不适合永久的展示空间，但这些年来毕竟也赞助创作了一些可以长久保存的影像作品。所以，从机构的角度来说，上述规划也许能够帮助Artangel在变化的历史中站得更稳。但另一个必须考虑的事实是，Artangel艺术收藏的成立正逢英国文化资金大幅度削减。如今，无论是艺术机构，还是影像创作，能够使用的资金都越来越少。莫里斯说：“我当然认为，更广泛的文化图景比我们的任何周年庆都更加重要——周年庆只是前者的一种标志。影像领域内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作品，而且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创作。过去十到十五年内，影像领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如果这个领域的潜力因为目前的经费危机而受到损害，那就是个很让人焦虑的大问题。”
对Artangel来说，组建赞助人同盟并非什么新鲜专长。（尽管基金会也接受艺术委员会的资助——在三月底宣布的资金重组中，Artangel是胜出的机构之一，获得的赞助金额实际增长了19.3%——但那只不过是它财政结构的第一梯队。）新的收藏也会被用于做巡展，为地方艺术机构提供优秀作品。一方面，引领时代但分散流动的创作中心能留下更多东西供后人欣赏，另一方面，一家核心美术机构以及无数家地方美术馆能够有高质量的艺术品向公众展示。此外，艺术家和电影人还能拿到赞助。真可谓一举三得。Artangel似乎已成为一种全新实践方式的最佳代表。
马丁•赫伯特，作家、批评家，现居英国滕布里奇韦尔斯。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