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艺术家哈里斯-埃帕米诺达（Haris Epaminonda）80年代成长于塞浦路斯希腊族区，提到这一岛屿的土耳其族区，她认为那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世界。但是她回忆道：“我相信我可以通过书本和这个岛屿上所发现的古老废墟与那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国家被分裂前，那些东西都存在了很久。”埃帕米诺达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时间旅行者，在不同年代之间穿梭，收集她所说的那些艺术品。她所找到的越来越多的贵重图像（图片和影像）和物体中的元素经过再循环和再吸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她的作品中。在她的装置中，来自收藏的那些物体里（无论是奇珍异物或图像的批量展示，还是进入到拼贴作品或电影中），都在艺术家自己设计的基座、框架或其它展示空间中排列出来。而这个建筑也是由艺术家本人设计的。她将在一个博物馆中建一个博物馆，缩短或延长主办机构展厅的比例，打造凹室，死胡同或死角。通过这些构筑，她带领着观众经历了一次旅程，同时在作品自我构建的世界和容纳作品的空间之间形成一个裂缝。
这个月在纽约，埃帕米诺达将在纽约的MoMA持续举办的“项目”系列展中展出新的装置作品。这个装置是建筑上的戏谑之作，通过使用她收藏中的各种物件，来呈现出一种博物馆学风格的展示。在第二个黑暗的房间里，将放映三频录像装置Tarahi IIII, V, VI, 2007。
慢动作和重叠增强了音乐的不祥之感，令人疏离了那些无关痛痒的图像，如一对伴侣走过人行桥，或者一个小女孩站在翠绿的草坪上这样的情节。埃帕米诺达将六十年代的希腊电影片段剪辑在一起，形成的每个录像将以连续循环的方式演绎。原始素材的戏剧性经过埃帕米诺达的剪辑而发生了改变，并将原版电影的片段和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的怪异的《第十号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 10，1913）合成在一起。当观众面对这些非语境化的小片段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记忆和联想之中。埃帕米诺达所有作品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运用柏格森的方法，能将历史中的过往废墟转变成心理上的时间，在这种表达下，暂时性是非线性和主观的，持续的体验犹如记忆般神秘，循环而又不可预测。
——凯西-诺贝尔（Kathy Noble）
“在希腊，tarahi的意思是'骚动'（turmoil），尤其是紧张事件即将发生前的平静时刻。这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这种心情将在MoMA的整个展览里回荡。届时，将有两个展厅：电影在其中的一个放映，另一个是介入建筑空间的作品：一个大壁龛和一扇小窗户，和我2010年在泰德现代做的窗户很像，还有一些图片，一些台座和偶得的物品。这些房间之间是有形式上的联系的，在电影和空间之间有种破裂和扭曲的叙事在里面，将二者转入了一个视野中，如一缕幽幽的风。
当我2007年早期开始Tarahi系列时，我开始看了一些六十年代的希腊电影。在塞浦路斯，这些电影都很受欢迎，包括爱情片，惊悚片，戏剧片，喜剧等，电视上经常放映。儿时我看了很多遍，几年后再看时，我发现它们对我产生了影响，于是决定对它们进行再创作。除了将原版系列的叙述重塑外，我也将短的序列整合在一起，避免了小的移动或影子的重现。这样我就创造了碎片的拼贴，根据我自己的感觉选择，根据颜色或图像而不是连续的故事线而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听亚历山大-斯科里亚宾的作品《第十号钢琴奏鸣曲》。曲风上，声音渐强毫不间断，之后归于静谧。就如斯科里亚宾的音乐，“Tarahi”影片以心情和气氛的变化为基础，在节奏上发展下来，逐渐达到高峰，形成了紧张感。
Tarahi IIII, V, VI在MoMA的设置，我想象的是打破影片中色彩和动作的浓度平衡。我想要第一个房间是非常平静的空间。我决定在两个房间之间形成分离，一个走廊将人们从周围的明亮带入整个黑暗中。这个项目在我设置之前是不会最终成型的；我知道移动的画面从某方面讲会知道我对装置的视觉方式。在电影中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似乎没什么关系，却在等待并思慕着对方。这样的动作以抽象的方式将在第二个展厅里呼应。
我将整个场地当做是一件作品。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如一种封闭的形式，一种图像。一旦你在空间里，你就在作品里了，所有的图像，物品和展览构成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经常在收集、旅行时带着超8摄影机，捕捉某些场景和瞬间。当我收集时，我经常会剪辑和剪切我不需要的材料，在保留和舍弃之间犹豫。当我想做作品时，我开始选取不同的元素，慢慢并列和重新安排。一些主题对我重要起来，姿态的累积犹如某种形式的语言。
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塞浦路斯人是否改变了我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意识，不过确实影响了我的事业。如今，当堵车时我坐在Nicosia市中心的汽车里，看着窗外那些现代的建筑盖过不同时期和风格的建筑，我有一种被销毁和记忆尚存之感，这种感觉在这些事物和地点中显现出来。
译／ 王丹华；校对／陈镜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