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早期绘画大师竟然成为了热门话题。向来以中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艺术收藏见长的柏林国立美术馆分支绘画馆（the Gemäldegalerie），也许不久后也将会迎来新的转变：这里或将成为柏林知名收藏家皮奇夫妇（Ulla and Heiner Pietzsch）夫妇捐赠的超现实主义藏品的安放之地。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展出这些作品，也缺少资金建立新空间，这座城市的国家博物馆基金会the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决定在the Gemäldegalerie展出皮奇夫妇的藏品，结果却引起了人们对早期绘画大师作品去向的关注：它们是否为了腾出地方而将被无限期地打入冷宫呢？人们对此表示很震惊，像这样弃经典艺术不顾而为普遍认为的平庸之作让路的行为，确实难以接受。德国媒体为此讨论了数月，哈佛大学知名的中世纪艺术史学家杰弗瑞•汉堡（Jeffrey Hamburger）组织了一场国际性的请愿，要求基金会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目前已有十三万人签名。最终，Preußische Kulturbesitz对公众的反对做出了妥协，声称只有为目前的藏品找到新的容身之处，才会实行原先的计划。
无论绘画馆以后会怎样，这一事件却暴露了德国的历史伤痕。法西斯留下的民族之殇依然在隐隐作痛，德国人的治愈之心迫不及待。2000年，柏林获得了海因茨•贝格鲁恩（Heinz Berggruen）的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的绘画收藏，想要填补纳粹时期将现代艺术贬为“堕落腐化”所导致的公共收藏的空白。为了皮奇的大部分收藏，这座城市甚至将这里的悠久历史抛之脑后：绘画馆最初由普鲁士国王所建，在十九世纪晚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规模特色，当时，先锋的艺术史学家Wilhelm von Bode将其变成了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欧洲艺术收藏，这里有来自各个重要时期，地区和艺术家的代表作，包括杨•凡•艾克（Jan van Eyck）, 提香（Titian）, 维米尔（Vermeer）, 伦勃朗（Rembrandt）等人的作品。但似乎没有什么比德国人所说的“崭新的正常化”（new normality）更至高无价了，它意味着他们终于能从过去的纳粹历史所留下的重压即“面对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状况。
走向崭新的正常化（Neue Normalität）的动力不仅仅要纠正过往，而且也激发了对当代性无休止的追求，结果导致这样的极端状况出现：似乎凡是与当代文化有关的一切，都值得追求，如此的开放意识俨然成为了每个公民的职责，人人都有义务消除第三帝国所遗留下来的保守主义。
每个德国小镇都以本地的艺术协会为荣，由它的成员维持运行，展出在世艺术家的大型展览。在他们的国家剧院里，德国人很愿意去接受最具前卫性的作品，那些作品前卫得甚至都不会在百老汇先锋剧舞台上上演。但尽管如此，依然会有涉及利害攸关之事。当代文化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今年夏天，85万观众（不仅是普通的艺术界分子，还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也在履行着他们的文化义务）来到了偏远的卡塞尔，去看最新的文献展，资助这一活动的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为他们提供了专有列车票。
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在柏林表现得更为明显，这里从未曾从战时的经济艰难和战后的分离之中完全复苏。低迷不振的环境倒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和艺术家：市长克劳斯•沃维瑞特（Klaus Wowereit）曾经说这座城市是“贫穷而性感的”，这里的房租依然低廉，提供了相当多的另类空间搞艺术创作。同样，这一极具当代创造力的景象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旅游业已经成为柏林的主要经济命脉。
然而，早期绘画大师并不被认为是性感的。柏林美术馆很难成为大多旅游者的必选之地。每年这里的观众人数大约为25万，对于一个拥有如此规模和质量的藏品的空间，这里经常让人感觉更像一个荒原。
这里没有一张蒙娜丽莎，也没有乌非兹美术馆（Uffizi）或普拉多美术馆（Prado）的名声在外，传统的大师收藏在一个愈来愈热闹的世界日趋边缘化。但是它的被冷落也是全球文化中的更广泛的“当代性转变”所表现的症候。这一转换有很多层面，从来自新媒体的思考模式的骤变到繁荣的艺术市场再到它与名人文化之间的联系。为了与时俱进，各处的博物馆都在调整步伐，对现当代艺术敞开怀抱。从这方面讲，以皮奇的收藏来代替大师之作，只是回应了流行文化的需要，从经济角度讲，也许也是可行的。
但这一切并不适用于早期的大师艺术。关于柏林美术馆的争论表明，即使在柏林尤为紧张的环境下，经济压力与国家记忆的创伤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对于文化的有品质的热爱却依然坚持下来（讽刺的是，这竟令Preußische Kulturbesitz很吃惊）。然而，当代性的转变是一个全球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机制中被牢固确立：文化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故纳新，因为对当代性的追逐和吸收将为肆无忌惮市场敞开大门。在德国，对历史性失忆的渴望最终将以“崭新的正常性”代替“面对过去”的伤痛，而这也许更会加速这样的发展。但是德国的情况却也偏离了常轨，这也是并不遥远的全球未来的一个特例。
作者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生活在纽约和柏林，是一名评论家，新泽西大学文艺复兴史助教。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