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著名建筑师伊东丰雄（Toyo Ito）一直探索空间的物理性和临时性之间微妙而重要的联系。如果他早期的设计主要关注新媒体和数码技术对都市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那么近期作品则探索了建筑在培养社会互动模式、营造具有活力的公共空间方面的能力。的确，他在四十多年里设计的建筑以其形式上的独创性，结构上的革新以及系统化的原创性而备受赞誉。他近期接受的委托项目包括各种规模的重要公共建筑，如2001年竣工的宫城县仙台媒体艺术中心；2002年的伦敦蛇形画廊展馆；2006年日本岐阜县各務原市的“冥想的森林”市营殡仪馆以及目前在建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在地震频发的日本，伊东丰雄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设计，以应对环境带来的风险。但是2011年地震海啸对日本北部地区的毁灭性破坏令他开始重新思考建筑在应对环境灾难时所起到的作用。在此，伊东丰雄和《艺术论坛》的资深编辑朱利安•罗斯（Julian Rose）一起讨论了设计、自然环境和系统性危机之间的关系。
朱利安：2011年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严格讲不是自然灾害，但也并非完全是人为的；这是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场可怖的破坏性互动，地震和海啸暴露了核电站的设计弱点。看来，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在越变越复杂的同时，也为灾难性的失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已经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基础设施无法控制，反而加大了环境风险呢？在重新思考人工设施（或者广义上讲，建筑和城市规划）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像福岛核泄漏这样的事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教训？
伊东丰雄：就如你所言，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福岛核泄漏并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但是将自然和人为分开而视这种想法本身就有误。这次事故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总想将二者区分开来看。我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以二十世纪的想法为基础，具体说来就是认为人类可以运用科技征服自然的现代主义哲学。所以，我们努力将自身和自然分开；例如，2011年，日本的大片海岸线都被能够承受海啸的防护墙所保护。核电站的设计本应该能够抗拒震级更强的大地震。但事实是防护墙一下就被冲垮了，核电站也遭到了无法弥补的重创。灾难说明，你无法将一座建筑或一个城市从环境中分离出来。那种现代主义的想法已经走到了极限。
但是在日本现代化之前，我们曾将自身和建筑都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类，建筑和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例如，传统的日本木制建筑有宽敞开放的走廊（縁側），有高大的屋檐遮阳蔽日。入口的设计使外部空间以压缩的土质地面（土間）的形式延伸进来：这些技术让户外和户内成为一个连续空间。当然，木质建构从本质上就适应自然外力，因为地震后很容易修复。我不是建议我们应简单地回到过去，但要超越现代主义的局限性，我们也许需要寻找新的方法，而我们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朱利安：我们当然无法回到正常中。也许一种后危机的环境已经变成了新的正常。这种环境的一个明显表现在建筑上就是所谓的救灾住宅，这种住宅表面上是受灾结束后提供临时帮助之地，但最终受灾人群却往往在里面生活了数年。在美国，飓风破坏了大批房屋后，人们花五六年的时间在政府提供的活动房屋里，不幸的是，同样的事情如今也发生在2011年地震海啸后的日本。在几乎是永久性危机的条件下，建筑师能干点什么呢？
伊东丰雄：建筑师倾向于将他们自己想成是艺术家或发明者，推崇的是个人的表达。但是个人表达并非改变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在面对今天的危机时，建筑师必须成为一个磋商者。这意味着在所有使用或居住于其中的人们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建筑师设计的其实是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而非结构。
例如我的“为所有人之家”（Home-for-All）项目，应对的就是你所说的住宅问题。2011年的海啸令很多人流离失所，即使是时过两年，依然有大约15万难民住在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房里。讽刺的是，国家临时住房区里的氛围跟现代城市的氛围很像，二者都是以相同的技术和思想为基础。救灾房屋的目标是为个体提供庇护所和私密空间，而不是激发社会互动。这些建筑的基本问题是每个单元都是非常封闭的，只有几扇窗户和狭窄的门，几乎与外界隔绝。更糟糕的是，尽管它们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内部却被划分成很多房间，数目和你在任何一家典型的日本住宅里的房间数目一样，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幽闭的、隔离的空间。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暖意和家庭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住房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现代主义最糟糕的一面。
所以，“为所有人之家”的建造初衷里有那么点反现代化的元素，我希望以一种从根本上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该项目的设计。在政府的临时住房里，划分的空间将所有室内结构都分成了单个房间，这是根据功能进行划分的典型的现代化方式。但是“为所有人之家”却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更像是现代之前的日式住宅。这些房屋南北通透，能接收和煦的自然光，让你感觉自己跟周围环境是互相联系的。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使用本地材料；例如在陸前高田的房子就是用在海啸中被破坏的杉树木材做成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居住空间与厨房灶台连在一起。建筑本身没有卧室，因为本来就不是为一个单独的家庭居住所建，而把所有人安置在受海啸地震影响的灾民临时住房内却让每个人都感觉像在家一样。通过提供这种非正式的共享空间，我努力想创造条件，增进居民间的有意义的互动，鼓励新的人际关系发展。这就是我所说的设计一个过程的意义，我想通过设计将人们联系起来。我的目标不是重建灾前的生活方式；而是为灾后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交生活。
朱利安：你的建筑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同时，也必须能起到防灾作用。尤其是在日本这样地震频发的国度。日本所有建筑的抗震标准要求都很高，你的建筑使用了极为复杂的结构体系，并常常通过加强这些结构的灵活性来达到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的目标。例如，在仙台媒体艺术中心，你和你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管状柱，替代传统的圆柱为整个建筑提供垂直支撑。这座建筑在2011年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几乎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种对危险的持续意识如何影响到你的设计过程？
伊东丰雄: 仙台媒体艺术中心的设计开始于1995年。那年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地震在日本的确很常见，但那一次所造成的损失对整个国家的建筑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实际上，2011年地震发生时，仙台很少有建筑倒塌，这跟阪神地震后人们对建筑所做的改善有关。我从1995年地震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它令我理解了公共建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那时起，我对自然灾害之后建筑应该履行的社会功能和如何应对自然灾害进行了很多思考。在灾难中，一座公共建筑真的需要保持开放，这样人们才能在那里聚集，寻求庇护。当地震来临时，人们应该知道他们能够很快地走进一座公共建筑，知晓和交流所发生的一切。
朱利安：对你来说，接收信息也许和提供实际的庇护同样重要。你的建筑一直积极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仙台媒体艺术中心也是以这一点著称，重现传统图书馆和博物馆项目，提供一个观众可以接触很多媒介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里读书，看电影，剪辑音频。但你是如何将原本是非物质的体系结构和应对大地震这种需要非常具体实际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呢？
伊东丰雄：提供信息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需要我所说的一个具体的交流场所。当我设计仙台媒体中心时，我用水的比喻作为指导原则。这个比喻有两层含义。从一种意义上讲，我将水想成是网络，流动的网状结构将建筑和世界的其它部分联系起来。同时，我也从更直接的角度去思考水：在现代化之前，整个世界都是被水联系在一起的；水就是所有的交通运输和交流的网络。我想将上述两种交流模式和实体建筑结合起来，因为这两种连接方式（一个虚拟，一个具体）之间的平衡也许是未来建筑设计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朱利安：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的作品至关重要的原因：你似乎在暗示，公共空间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就如我们从危机中复苏为危机所做计划一样。但讽刺的是，公共空间似乎从城市中消失了。很多空间被开发商和建筑师封为公共的，实际上只是剩余的空间，是恰好和私人项目有关的半私密空间，修建走廊大厅就是如此。或者，它们原本是商业化或综合应用的空间，似乎消费是公共生活唯一的保存形式。仙台媒体中心作为公共空间，如何发挥其功能？你觉得我们在HFA中看到的小规模社区建筑可以在大城市发挥作用嘛，或者变成都市社会空间的一个新模式？
伊东丰雄：典型的建筑项目是由商业考虑来推动的，确实是如此。但是震后可以出现新的经济条件。做“为所有人之家”项目时，我注意到生产和消费环境在受到地震或海啸的影响下发生着改变。今日，生产和消费倾向于完全分离。但是我已经看到人们开始将这些过程进行了联系。地震前，农业和渔业是大企业控制，它们从个人那里收买过来，再出售。因为这个体系让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互看不见的，对消费者而言，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到价格的规定，他们一直都不清楚，农民或渔夫也不清楚谁最终买了他们的产品。在一些社区里，生产者目前通过互联网直接和消费者签订合同。所以消费者可以更明白一件产品来自哪里，生产者能立刻知道消费者的需要。这种小规模的更直接的互动是一个令人们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空间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之一，在那里像这样的想法就会成型。我将这些建立联系的人们称为‘超人’，因为他们能将一个群体带到一起。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他们能将同样的以社团为基础的方法用到社会议题上去。最后，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项目。它是很多可能性发生的一个条件。例如，仙台多媒体中心实际上在2011年就受到了地震的轻微破坏，关门了几天。但是我们努力让它重新开放，因为它是整座城市的文化避难所。很多人去那里不是看书或看电影；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去那里。你也许进入一个音乐厅，就是想听场音乐，但是媒体中心并不是这样。在这里人们并不是要做具体的事。他们去那里只是要成为这里的团体的一部分。公共建筑应该成为共同空间的基本单位，提供公共生活的基本思想。这些和建筑的大小无关，“为所有人之家”项目很小，但是它能将人们聚到一起，产生交流的结果，这些方法和成果都是和仙台媒体艺术中心一样的。这些建筑也许并不仅提供一个新的社区建筑，而是一种（称得上是小规模的）新社会。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