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纽约新艺术馆（Neue Galerie）看“颓废艺术：现代艺术在纳粹德国遭受的攻击，1937”时，发现排队的长龙已经从美术馆位于八十六街的大门门口一直铺到了第五大道上。我跟旁边的人开玩笑说，这感觉简直像在等着看当年那场由纳粹组织，大受欢迎的同名展览啊。没品笑话抛到一边，我对这场将国家社会主义艺术与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等人的“颓废”艺术一起展示的展览是充满期待的。但看过之后却深觉不安。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场探讨纳粹美学政治的展览，没想到实际看到的却是一次为德国美术馆争取同情的展示。
正如一进门墙上的说明文字所言，国家社会主义者从各大国立美术馆里撤掉了两万多件艺术品。“这一事件造成了许多令人哀叹的后果：重要美术馆被修改甚至扭曲的馆藏，无可挽回的艺术损失，至今仍纠纷不断的法律关系。”如果这段话的语气听起来有点怪——其沉痛暗示着某种批判距离的缺失——那么在兼作展示空间的过道里则充斥着一种更不协调的音调。此处的对比组合生动地唤起我们迫害的回忆。过道两边的墙壁整面都被照片覆盖，一边是1937年左右在德国排队进场看展览的观众；另一边是刚刚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这种暗示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与德国美术馆的艺术品遭到清洗之间存在某种对等关系的展示手法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算反艺术的运动最终为反人民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些无生命的物品在第三帝国统治下遭受的不幸绝对无法跟种族大屠杀的悲剧相提并论。我忍不住想到斯特凡妮•拜伦（Stephanie Barron）1991年策划的那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展览“颓废艺术：前卫在纳粹德国的命运”。从其标题就可看出，它与此次展览的相同之处和重要差异：拜伦所用的“前卫”既可以指艺术，也可以指艺术家，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奥拉夫•彼得斯（Olaf Peters）用了“现代艺术”这个词，明确将重点放在了物品上。
在另一间同样整面墙都被照片覆盖的大展厅里，我的不安愈发强烈。这一次，一边是1935年完好无损的德累斯顿，另一边则是1945年在燃烧弹轰炸下化为废墟的德累斯顿。看到这里，我究竟应该作何感想呢？犹太人以及其他被迫害群体的痛苦与德国人的痛苦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在瓦尔特・哈恩（Walter Hahn）的照片上，一座雕像俯瞰整座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这张照片旨在证明纳粹如何将他们曾经支持过的所有文化一一毁灭，证据就是原始正片上被人（相关历史记录没有显示是谁）画上了一个红色的纳粹十字党徽。我没能从这张黑白照片上看出十字记号，一开始还以为是理查德・彼得（Richard Peter）的作品。理查德曾经拍过一张跟这很像的照片，在德国非常有名，而且（正如历史学家史蒂芬・霍舍尔所指出的那样）被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服务，包括新纳粹修正主义者对德国受害程度的强调。策展人肯定知道这张图片充满争议的多重含义，可为什么还是选择把它放在如此显著的位置？
我转头想到展览画册里寻找答案，结果却更加疑惑，因为部分画册文章的作者似乎在试图唤起读者对德国美术馆的同情。比如，彼得斯就写道，清洗“对德国文化而言意味着一次重大的损失和破坏，有些损失至今都未能得到弥补。”他写得就好像这些损失天经地义就应该得到补偿一样。但德国美术馆不是犹太人后裔。每个个案的道德算法（moral calculus）都不一样。法律关系也没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乔纳森・佩特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在他为画册撰写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举例来说，1938年通过的一项具有回溯效力的法案使清洗变得合法化，这项法案后来并没有被废除。1948年，德国美术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当局达成共识，决定保留该法案，因为他们担心追讨作品会破坏与赞助人的关系。不管你对这件事怎么想，它都是以私利为基础。但佩特罗普洛斯并没有对这些机构提出批评，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任何向纳粹卖过艺术或从纳粹那儿买过艺术的人都在道德上存在疑点，无论这些交易是否最终让作品幸免于难。
无论是展览还是画册，最让我反感的地方并不是它的观点偏向赞成艺术品返还，而是这个观点的呈现方式：不是邀请我们参与到讨论的复杂性当中，而是通过把“作为受害者的美术馆”与“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合并到一起，操纵和控制观众的反应。在最后一间展厅里，空白的画框被用来指代消失的大师级作品留下的痕迹——只不过这些画框里从来没装过作品标签上写的那些作品，历史重建让位于情感唤起，很像某些纪念大屠杀的装置作品常用的伎俩。如果说粗暴的展览设计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但它从来不能将其消除。彼得斯希望通过纳粹艺术与颓废艺术之间的对决——比如将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的媚俗三联画《四元素》（1937）和贝克曼的三联画《离开》（1932-35）并置——来证明前卫美学的优越性。但事实（更不用说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和容易——我听一个导览人员说，当她带一群中学生看完展览，其中一半都表示他们愿意带一张国家社会主义绘画回家。
比比安娜・阿布勒（Bibiana Obler）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