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米歇尔·维勒贝克小说里不同叙述者的话当真，那么这位作者似乎认为，世上最无聊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最过时的——东西莫过于人。在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战线的延伸》（Whatever，1994）开篇，维勒贝克就感叹“世界在我们眼前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最后“人类常常想尽办法用一些微妙而且令人不快的差异、缺点、性格特征等等来获取自身的独特性。”他最有名的小说《基本粒子》（The Elementary Particles，1998）跟着把情感联系写成了科幻小说，在书中刻画的未来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两性之间的亲密让位于孤独的克隆。的确，即便是描写自己被谋杀这么个人化的主题（《地图与疆域》[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2010），维勒贝克也会把公众反应变成某种常套化、老调的东西，书中调查罪案的侦探说起“‘我懂人’……和平常人们说‘我懂猫’或‘我懂电脑’是同一种口气。”在维勒贝克的小说世界里，人似乎总是深陷于各种陈词滥调里，他们的目光常常在无意间触及某种历史决定论龟裂的镜像。
因此，这位小说家决定在《米歇尔·维勒贝克绑架案》（The Kidnapping of Michel Houellebecq）——一部由纪洛姆·尼克勒（Guillaume Nicloux）编剧并导演的电影——里亲自出马，扮演自己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尼克勒的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2011年维勒贝克缺席了他在欧洲的一场巡回签售活动，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说他精神崩溃，还有人传他被基地组织绑架了。影片以一种冷冷的戏仿感开场，最初好像是特别稀松平常的一天，小说家一心扑在自己公寓的改建上，中间时不时就战后文化的空虚发表些宽泛的评论—比如他提到自己居住的公寓楼：“在巴拉德的小说里，垂直村落的概念变成了一种敌托邦。现在，它啥都不是。”紧跟着，在几乎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这位法国文学的巨人——虽然作为真人而言，他瘦小的身板显得喜剧效果十足——被迅速塞进一个大箱子，运到法国农村地区。绑架他的是三兄弟，三人都不是职业绑匪，其中一个是自由式摔跤手，一个是健美运动员，还有一个胖胖的工作是门卫。
在绑匪等待（等待，再等待）他们匿名的客户下达进一步指示的过程中，电影慢慢变成了小说家和绑架犯之间的一系列时而乏味，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对话。但也正是从此处开始，诙谐小品与真实电影（cinema verité）之间的轻快游戏为影片打开了更多迷人的可能性，尤其是维勒贝克有关文学经常被引述的一些观点开始反过来影响到影片本身，以及小说家自己，就像当一名绑匪问及他的写作技巧时，维勒贝克的回答：“人物是关键。”
如果一部电影没有明确向前推进的情节，人物就会占据首要位置：前文提到过的健美运动员逼着维勒贝克解释为什么作家们在写作中会强调故事多过风格；自由式摔跤手则让小说家坐到沙发上观看格斗录像；门卫无法理解为什么维勒贝克不欣赏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结果被作者来了个“三角”锁腿。（“你他妈的别跟我谈文学！”喝大了的维勒贝克一天晚上在餐桌前爆发了，他尖叫着，“我可没说我是个宽容的人！”）然后是绑匪们的老母亲，她问小说家要不要看点儿黄片儿来缓解被俘期间的单调无聊。最后是位于故事中心的作家本人—他拒绝了老母亲关于看黄片儿的建议，但还是不忘加一句（此时他脸上挂着的也许是他在全片里最生动的表情）：“一个真正的女孩儿，那就没问题。”（他得到了一个。）
正是通过上述个性的闪现—一方面是表演的结果，一方面看上去又非常真实，令人忍不住想要追问到底从何处起，人物结束，虚构开始——《绑架案》的观众实际上与作者交换了位置。毕竟，正如维勒贝克在片中解释的那样，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小说来是因为他“真的聆听”。要是你想写点儿有关“风帽”的东西，他说，你“就去跟风帽说话，然后风帽的部分就有了。”换句话说，也许每个人都能被看作是某种类型，一种可以被抽象出来阐明世界构成的人物形象，而这种抽象反过来也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成为他自身成立的条件。简言之，在维勒贝克看来，主体性（无论是按字面意义还是其他意义理解）只不过是一种现成品。但从这个意义上讲，《绑架案》既不是对维勒贝克失踪这段真人真事的戏仿，也不是对公众意见或文学评价塑造作家形象的隐喻。相反，维勒贝克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他自身以及所处时代的囚犯，就连他最终的释放也不能给人任何其他印象。
《米歇尔·维勒贝克绑架案》目前正在纽约Film Forum上映（截至4月7日）。
提姆·格里芬（Tim Griffin）是纽约The Kitchen的执行总监及首席策展人，也是《Artforum》杂志的特约编辑。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