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扎比萨迪亚特岛荒芜海滩上艺术资本的汇集——包括古根海姆和卢浮宫的豪华分支，以及正在纽约大学分校附近修建的扎伊德国家美术馆——可能看起来独一无二，可实际上却是不乏先例。这种博物馆群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林的博物馆岛。毕竟，修建了史普里河上的这座岛的那些普鲁士规划者和建筑师们的目标就是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博物馆群，以便衬托他们那些皇家赞助人们的高贵身份，并且为他们的那些帝国主义战利品提供安放展示之所。其结果就是美术馆群和艺术区的原始模型，它也成为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城市复兴的重要手段。萨迪亚特岛的规划究竟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启蒙工程”的高潮，还是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升温的美术馆兴建热潮的终章，取决于你更偏爱哪种分阶段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建筑工程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高潮。过去一年时间里，来自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Nardello & Co.律所、以及海湾劳动联盟（Gulf Labor Coalition——我是创始人之一）的报告显示，虽然向萨迪亚特施压以保证其公平劳动条件的努力一直都未停止，各项工人保护政策却一直没有得到推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政府也展开了对劳动活动家的制裁，五月时禁止海湾劳动活动家、艺术家Ashok Sukumaran和Walid Raad入境（之前我本人被拒绝入境两个月时间）。现在古根海姆和卢浮宫的建造都基本进入完成阶段，去质问它们在萨迪亚特扮演的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以下是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前古根海姆帝国的创建者——谈到他对萨迪亚特博物馆群的设想时所说的话：
我花了几天时间坐着直升飞机这这个区域转来转去，我还跟王子会了个面……［他说］“你打算怎么办？”然后我就在我们见面的酒店的餐巾上画了个草图，我说：“这里是古根海姆；这里是卢浮宫；这里是海洋博物馆；这里是国家博物馆；这里是歌剧院。”他看了看我画的草图，然后说：“好，我们就这么做。建筑师怎么选？”于是我说，“弗兰克·盖里设计歌剧院，扎哈·哈迪德设计古根海姆，让·努维尔设计卢浮宫，安藤忠雄负责海洋博物馆，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负责国家博物馆。”他不同意。他想要扎哈·哈迪德负责古根海姆的设计，而弗兰克·盖里设计歌剧院……然后我们提出了做一个双年展，找其他另外14个建筑师沿河修建展馆。
我们可以想象这就是艺术圈上层艺术总监们和有钱赞助人之间的交易是如何达成的。不过我们倒是很少能听到像克伦斯这么自大的描述，或者像餐巾这么矫情的细节，但是项目提案和其通过的方式跟好莱坞差异并不大。太过简单粗暴？有可能，但也并不比艺术赞助历史长河里的其他可疑交易更加如此。也不是说阿布扎比统治者们的贪心——他们急于购买这些机构品牌、明星建筑师和艺术大学的冲动——就比当时的普鲁士皇帝或者是美国那些强盗资本家们在聚集自己现在已经经典化了的收藏时的狂热更夸张。
所以萨迪亚特岛有何不同？为什么它如此恶名昭彰？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萨迪亚特实际上是一个奢华的房地产项目——被宣传为“岛屿旅行第一站”。美术馆只不过构成了整个诱惑力中的一部分——用来给那些可以买到一切的有钱人提供又一项享乐。萨迪亚特岛开发方的网站上说得很清楚，这些豪华别墅围绕“自然美景、文化体验、建筑奇观和巨大商机”而建。在这里，文化只不过是一系列卖点之一，一种生活方式的提升。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美术馆规划的这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大量关注，更不要说批评。
萨迪亚特令人忧虑并且理应令人忧虑的问题——是该岛上对移民劳动力人权的践踏以及对艺术家和策展人表达权利的限制。五年以来，“海湾劳动”一直活跃在揭露工人剥削问题的第一线。我们尤其动用了多种手段向古根海姆施压：对阿布扎比古根海姆的抵制，在纽约和威尼斯（我们参加了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双年展）对其美术馆分支的占领（通过我们的直接行动分队——G.U.L.F.——全球极端奢侈组织／Global Ultra Luxury Faction的活动），以及宣传性艺术作品（通过我们的《52周》运动）。有多个NGO和人权组织关注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工人处境，但“海湾劳动”可以表达和做到一些更加官方的组织无法实现的事。作为艺术家、写作者和教育者，我们作为文化价值协调者的角色要求政府官员至少表示些许的关注，哪怕仅仅是因为海湾国家的民族建设工程需要给予精英文化和人文艺术工作者一定程度的开放。
但只有那些充满幻觉的人才会把这种开放想象成毫无限制的。无可避免的是，酋长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在阿拉伯之春后变得更加紧张，导致多位民主派人士的入狱——也必然会悄无声息地蚕食汇集在萨迪亚特岛上那些西方自由机构中的言论自由。今年早些时候，当“海湾劳动”准备在阿布扎比的劳动营展开现场调查工作时，一系列旅行禁令（“出于安全考虑”）出现了。Raad、Sukumaran和我都被列进了那个越来越长的禁止进入阿联酋的劳动力调查者名单，其中包括很多记者和NGO观察员。
禁令并没有让我们太吃惊——我们上一次进入阿布扎比时就已经被监控——对此事的媒体报道帮助宣传了我们的活动。学院和艺术领域内的行业组织（比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国际现代艺术博物馆与收藏委员会）发表了声援。一线美术馆的馆长和策展人也谴责了这些禁令，而纽约大学和古根海姆的管理层则不得不思考他们的酋长国合伙人如何以及为何会允许如此公共性的尴尬局面出现。更悲观的看法是，萨迪亚特的文化区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极权社会的装饰品，用以缓和他们的真实立场。
对“海湾劳动”而言，对我们成员的禁令无疑是一种挫败。我们是一个协同运作的活动，所以任何形式的限制都会有损我们建立与海湾地区工人的跨－阶级联系。即便如此，这种压制却也帮助阐明了我们的活动——艺术表达和学术自由的权利是和那些建造美术馆和学校的工人的权利紧密相连的。基于这个原则，我们与古根海姆的理事们展开了如何实现我们的运动的三个要求的对话：创立用来补偿工人高额应聘费用的债务清偿基金，基本生活工资，以及设置工人代表的权利。为了使这些要求在更大的艺术界舞台上进一步得以强调，我们应邀参加了今夏的威尼斯双年展。
没有哪个文化结构能够承受跟审查制度和人权破坏联系在一起，所以很明显萨迪亚特已经成为了那些将品牌出售给酋长国当权者并依靠他们买单的机构管理者们的道德困境。对于阿联酋移民工人面临的绝望处境的公众呼吁已经是清晰响亮的。这种愤怒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问，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对于文化机构用来贩卖奢华房地产和提升五星酒店预定率的忧虑。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些世界一流的艺术机构如此“完美”地嵌入了为了“最大化投资收益”（用旅游发展和投资公司／TDIC的话来说，它是负责实施萨迪亚特项目的国家机构）而设计的房地产项有何不妥。而博物馆和艺术区向来被认为是促进萧条的社区、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工具（比如备受争议的“比尔巴鄂效应”），萨迪亚特代表了文化实用策略的新篇章。TDIC把卢浮宫和古根海姆作为奢华房产的销售亮点的做法（现在该岛上的别墅的市场售价在八百万美金“现金”以上）又在市场投机彻底吸纳艺术界的竞赛中设立了新的里程碑。
这就是为什么克伦斯关于萨迪亚特艺术区缘起的故事——其中包括明星建筑师的豪华阵容和王子这样的故事元素——只能是个童话。不是因为它没有实现（至少对克伦斯而言），而是因为艺术区并不是一个仅属它自身的孤岛，而且它也不应该如此。对对建造业工人的剥削视而不见已经足够糟糕（可悲的是这在设计领域屡见不鲜）。但是将美术馆规划的醉人活力与供养了它的那些赌徒房产拥有者以及附近圣瑞吉酒店的住户分开来谈，无异于巩固了艺术界不堪一击却持续至今的美学自治的神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迪亚特与其说类似博物馆岛，不如说更像是那些自由港——那些在瑞士、卢森堡、新加坡等地的机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免税仓储设施，在那里，艺术品中间商和藏家们将那些超级昂贵的艺术收藏进行私人展示，再次贩售给超级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们。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是纽约大学社会和文化分析教授，曾出版多部著作，他也是《海湾:上流的文化/艰苦的劳动》（The GULF: High Culture/Hard Labor，或者系列图书，2015）的编辑。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