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媒体对于正在叙利亚发生的残酷战争表现出越来越为冷淡的情绪。四年多来，在这个被诅咒的国家里上演着的无谓杀戮和破坏行为早已使人们变得麻木。不过，最近发生的一次袭击终于触及了全世界知识界的一根敏感神经，因为这一次，他们认出了遇害者。2015年8月18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斩首了83岁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Palmyra）前文物局长哈立德·阿萨德（Khaled al-Asaad）。在此之后，破坏分子将阿萨德被肢解了的身体悬挂于当地的交通指示灯上示众——帕尔米拉古城曾是阿萨德生前挚爱并一直拒绝离开的地方——阿萨德被割断的头仍戴着眼镜，夹在他双脚间。
最初，有关此次暴行的简短报道根据阿萨德生前在专业领域的成就确定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在工作中积累了渊博考古学知识的历史学者，守护着（世界）最为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思想开明的管理者，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活跃成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优秀的教师。然而此后，全世界的新闻分析和主要的文化官员开始将他描绘为“帕尔米拉的守护者”、城市的“殉道者”和“英雄”。的确，在1963年到2003年间的四十年中，阿萨德是帕尔米拉古城最值得信赖的专家。在这里，他曾领导考古挖掘，公布了令世界震惊的新发现，同时监督指导了许多国外团队在帕尔米拉城内和周边的考古考察。阿萨德出版过若干相关主题的著作、刊物和文章，在社会和社交媒体上也表现活跃，向全世界展示帕尔米拉这座他所钟情的城市，介绍它璀璨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不少评论员发表言论称，阿萨德因拒绝透露叙利亚当局在2015年5月21日——“新蒙古人”ISIS夺取帕尔米拉古城前——从这里撤离时转移文物的具体所在位置而遭受酷刑和处决。但该消息并未得到确切证实。
ISIS在残忍地处决了阿萨德后，几乎同时，也炸毁了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 Shamin）。这座建于公元一世纪的圣所供奉着帕尔米拉两大主神之一的天国之神（该神庙的名字便由此得来），其多神信仰的众神殿含括各种不同神明。（它们之中大部分可追溯到古城的闪米特起源，其他一些则与古罗马神明相似，折射出叙利亚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期混杂的宗教发展）。尽管早前ISIS在破坏伊拉克北部古迹时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由，专门摧毁大型雕塑，巴尔夏明神庙却并不涵盖任何具有人物形象的表现象征。曾经用于装饰神庙的雕饰如今已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而这也讽刺地表明：欧洲开掘者在殖民时代对这些工艺品的系统化掠夺现在却“救”了它们一命。巴尔夏明神庙本身是一座小而典雅、被廊柱包围的古典寺庙，正面为经过改良的科林斯柱式的双排列柱前庭。神庙位于帕尔米拉古城东北末端，从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塞诺维娅酒店（Hotel Zenobia）露台——当时访问帕尔米拉古城的考古专家都住在这里——放眼望去，便是自巴尔夏明神庙起延伸开来的大片废墟。
在这两件骇人听闻的暴行中，ISIS再次表明了其意图——实施大规模亵渎神圣行为，摧毁每一条被现代世界承认的人道主义准则。他们用最为残酷的方式处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贫民和战士，所给出的理由听起来极为荒唐可笑。该组织恢复了奴隶制，将宗教少数派分子（特别是女人和女孩）作为私有财产奴役。他们将女人完全逐出公共生活，迫使她们用黑布从头到脚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在这片目前被ISIS控制的土地上，几百年来早已不再被提及或使用的有关于政治、社交和信仰的语言及礼仪被重新启用。此外，正如最近发生在帕尔米拉古城的事件所示，ISIS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摧毁了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内的无数艺术珍宝。那么，究竟为什么ISIS要发起这些残暴的劣行？
已有的观点各异。但最为普遍的说法有两种：其一，从我们所认为的人类所共有的人性角度出发，将ISIS的恶行归咎于其本性的残暴；其二，伊斯兰教传教者的意见则是，ISIS对伊斯兰教规范的理解拘泥于文本，实际上伊斯兰教也有更为宽容，也更为人道的一面。但是，似乎没人愿意承认，我们几乎无法从现代的角度来理解ISIS的行为。事实上，ISIS是在一个归属于早已瓦解的时代的认识论框架下运作，理性的诞生、政治和宗教的分裂、奴隶制的废除、对男女平等的奋斗、对保护个人的法律的广泛推行、以及重新决定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共同认识的人权概念的普及——这些在那个时代均尚不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对其命名，那么ISIS的认识论框架或许可被恰当地描述为“中世纪的”。在这层意义上，ISIS所笃信的教条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并无多少区别，尽管该派别以对极端暴力的肆意而毫无遮掩的使用将自己区别于他者——而这，也恰使其更与中世纪相近。这便是为什么我们难以用当代的思维方式——它或许浸润于在后人类主义的理性和细腻而有时伪善的感性之中——来理解ISIS那些令人震惊的行为背后的动机。
人们只需看看那些由ISIS发布的可怖的网络照片，便可明白我的观点。照片中，挂在阿萨德腰部的标语牌上，粗糙的手写罪状表明了这些被用来描述其罪证的语言在历史层面的意义。首先，行刑者列出了阿萨德的中间名穆罕默德（Muhammad），强调他的伊斯兰教信仰，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ISIS将阿萨德称作“al-murtadd”——大部分媒体将其翻译为“叛教者”。这样翻译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在伊斯兰语境中，“murtadd”并适用于所有叛教者，而是专指叛离伊斯兰教的人。尽管其他宗教信仰者都被积极地鼓励放弃原有信仰、转信伊斯兰教，但所谓的“murtadd”在任何伊斯兰教法学流派中都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我们考虑到“murtadd”在语义学上的原型——起源于动词“irtadd”，意为“故态复萌”或“回复”——这一词义的独特性则更为清晰。其所隐含的意义在于：一个人一旦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被视为最终极也最真的信仰——即使只因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从伊斯兰教的历史观点来看，他或她便不再拥有从伊斯兰教转信其他被认为是更低级的信仰的权利。
阿萨德显然并未从伊斯兰教“回复到更低级的信仰”。是ISIS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言行的理解把他变成了一个“murtadd”。余下的控告也大致如此，阿萨德被认为是努赛里耶派政府（用来命名巴沙尔·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政权的贬义方式）拥护者，罪证书上列举了他的五大过失。第一项和第二项在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第三、四、五项则分别控告了阿萨德对伊朗什叶派的热情，以及他与叙利亚政权安全部门两位高官之间的来往。
罪状一控告阿萨德代表叙利亚出席了“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会议（mu’tamarat al-kufr）。这无疑令人费解。阿萨德参加了有关古迹历史和考古方面——特别是关于叙利亚古典和罗马时期——的会议。这些会议显然并不限制参与者的宗教信仰。所谓的“对宗教不忠”或许只是针对其他参与会议的人士——他们之中很多人为基督徒或犹太教徒，而ISIS通常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定义为异教徒（而这现在并不仅仅出现在伊斯兰教组织中）。再或者，“对宗教不忠”是指涉会议的主题——它们着眼于前伊斯兰时代的文化成就，ISIS将伊斯兰教前的历史时期称作“蒙昧时期”（jahiliyya），认为它的主要缺陷在于当时起支配作用的多神信仰。在伊斯兰教席卷阿拉伯半岛后，多神信仰被消除。
罪状二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观点。它指责阿萨德是帕尔米拉历史古城神像的总管理者。姑且不计这项控告在文法上的错误，它不祥地将一个格外棘手的话题摆上了台面：伊斯兰教被认为谴责所有形象造像，因为这些神像挑战了真主的创造力，并由此导致了偶像崇拜。这一问题曾在伊斯兰教历史中引发了激烈阐释和艺术讨论，而几百年来被绝大多数伊斯兰权威最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雕塑是最为罪孽深重的形象象征形式，因为它比其他方式更力求仿效自然。这便是ISIS对其销毁古代雕塑行为所提供的辩解。然而，ISIS现在似乎已将仇恨延伸至那些守护这些“偶像”的人——毫无疑问，阿萨德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一位现代观察者而言，有关阿萨德的指控看起来实为荒唐。但对于一位在中世纪文本和规范中寻求“真理”、拒绝一切现代性解读——的确，包括所有被称作“革新”（bida‘, 单数形式bid‘a）的现代理念——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抱有另一条自成一体的逻辑。这一逻辑仅以《古兰经》和“坚守祖先传统的人”（al-salaf al-salih）——通常仅指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同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的所言和所行作为参照。这一原教旨思想的目标便在于回归到与最初的毫无“杂”质的伊斯兰教教义完全一致的那个“魔力”时刻。时代错误是隐性的，历史相对主义不可接受——事实上，历史视角本身就只局限于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建立）的原初时期。这便是二十世纪初期那些开拓性的伊斯兰教改革者们所试图化解的矛盾。而现在，最令人感到苦涩的并不只是越来越多的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诠释者对上一代先驱们的学说的忽视甚至是否定，而是他们从一开始便已丢弃了使改革成为可能的批判和理论手段。当然，世界也正在为这一理性的倒退付出骇人的代价。
在这篇文章交稿后，ISIS炸毁了贝尔庙（建于公元32年）——帕尔米拉古城重要神庙，同时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罗马时期的纪念性神庙。此外，ISIS摧毁了古城中至少三座著名的古墓塔。在这之后，ISIS炸毁了通往帕尔米拉古城主要列柱大道的凯旋门。这些野蛮行为证明了ISIS已决定摧毁帕尔米拉古城所有的历史遗迹。
纳瑟尔·雷贝尔（Nasser Rabbat）是麻省理工学院阿迦汗教授（The Aga Khan Professor）兼伊斯兰建筑阿迦汗项目负责人。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