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作为私有化以及私人对公共持续侵蚀潮流的代名词，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律法；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所有活动都在此背景下展开。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公民生活进行任何类型的干预，完全相信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视一切国家管控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然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其十九世纪的经典版本还是当前的最新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其实从来没少制造规范和结构，加固社会中的权力，而这个社会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威权化，保护自由市场成了它追求的唯一目标，其控制体系运转起来势不可挡，它们最大的目标：在公共利益面前维护资本的优势地位。
掠夺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但该现象同时也超越了经济领域，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体的。其运作通过战争以及对边缘地区人民和文明的征服进行—历史上各个帝国习以为常的手段，此外资本积累财富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也是其实现渠道。第一种情况下，掠夺发生在那些缺乏法律规范的地区；第二种情况则源于国家与资本的共谋关系，也是如今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特征。这两种掠夺形式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常常联手织就一张错综复杂的社会从属大网。
在上述秩序中，文化占据着一个既中心又边缘的位置。所有人都清楚信息与通讯产业对世界经济以及当今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这一特殊地位已经导致一系列在其诞生之初颇具批判性的艺术实践最终被回收并被全盘否定。大公司的市场营销军团不断挪用各种艺术风格和策略，将其用于跟艺术家当初意愿完全不相干的目的，有时候艺术家本身也会掉入某种自我伤害式的回收陷阱。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和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这样的艺术家分别将目光对准最糟糕的劳动条件或艺术市场本身，以此批判或戏仿系统本身。这样做的结果通常是事与愿违。一方面，对悲惨的审美化以及对劳动的去语境化导致对艺术作品的恋物情结，他人的痛苦被转换成商品。另一方面，讽刺变成一种犬儒，其作用仅仅是对挖空作品内容的动态关系做进一步的承认。
艺术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然变化，智力活动也失去了它在其他时代享有近乎贵族式的特权地位。作者不再是导师。艺术活动缺乏几世纪以来它应该保有的独立性，对我们知识和经验的剥夺无时不刻不在进行当中。如果我们不要怀旧地渴望回到过去，就必须自问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促进新的分配和再分配形式的系统，不再仅仅停留于对少数人媒体价值的吹捧和对多数人劳动的剥削。
去年夏天，西班牙政府没收了毕加索的1906年的油画《年轻女人头像》，理由是该作品有可能通过非法途径离开西班牙。作品持有者、西班牙大商人杰米·波丁（Jaime Botín）几个月前声称，这幅画是他的，他有权随意处置。“画是我的，”他在2015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说：“不是西班牙的。它不是国家财宝，我想怎么处置它是我的事。”波丁称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合法购得的艺术品会被夺走，但几年来，西班牙政府已经多次驳回了他对这幅画出口许可的申请（波丁想把画在伦敦拍卖），结果这幅画却出现在科西嘉岛港口波丁的私人游船上，并于去年8月4日被法国海关工作人员扣留。该事件在去年夏天成为西班牙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一段时间几乎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版。不久前，国际媒体还报道过另一件有关文化财产出口权的争议事件。德国文化部部长莫妮卡·格鲁特尔(Monika Grütters)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限制某些艺术品的流动。尽管该草案还会经过几轮修订，但最早的提案把限制对象定为任何创作时间超过五十年且价值超过150,000欧元（约合163,000美元）的艺术品—按照今天艺术市场的标准来看，这一数字实在不高。这之前，德国有关文化财产的法规都相对比较灵活。当然，各种被认定为国家文化遗产的艺术作品均不可随意出口。但这样的情况尚属特例，而且都详细列在一份“国家财宝”的单子上，官方名称为《国家级重要文化物品登记表》，该表由专家委员会制定并定期修改。现在，哪怕名气中等，而且无论艺术家健在与否，是不是德国人，几乎所有艺术品都有可能被限制出口。（修订后的法案还有待投票通过，但新法案将只针对创作年份超过七十年且价值高于300,000欧元的作品，并规定如果艺术家健在，必须获得其本人同意之后才能将作品指定为“国家财宝”。）
然而，单从该草案提出后引发的轩然大波—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愤然撤回了向德累斯顿阿尔贝提努博物馆永久借展的作品；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则威胁说要在法案正式生效前，撤回自己向德国美术馆借展的所有作品并卖掉—我们无从知道，德国只不过是在试图跟其他欧洲政府的法规看齐而已。其他欧洲国家早已开始通过限制创作年份超过五十年（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典是一百年）且涉及国家利益的艺术品永久离境，来保护本国文化财产不被全球市场吞噬。在这些法律框架下，如果艺术家是本国人，或相关物品/文献是本国历史内在的组成部分，那么该作品就“涉及国家利益”。这一标准执行起来有点儿复杂。比如，2015年，意大利官方拒绝向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一幅画（《桌边人像》，1925）颁发出口许可，理由是这幅画跟“造型价值”（Valori Plastici，该运动“向秩序的回归”改变了一战后意大利艺术实践的面貌）密切相关，因此对意大利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刚刚过去的二月，英国文化部长艾德·维济（Ed Vaizey）在英国艺术品与文化物品出口审核委员会的建议下，对贾科梅蒂的雕塑《女人》（1928-29）下达了临时出口禁令，声称尽管贾科梅蒂出生在瑞士，主要在法国活动，但这件作品对英国现代雕塑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应该留在英国国内。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艺术市场就稳步增长，有时甚至呈井喷状。2004年到2014年，欧美战后和当代艺术品的拍卖成交量从6亿2100万美元迅速上涨到45亿美元，增加了6.25倍。如此疯长的价格导致很多艺术品极易离开“原产国”，对于那些经济停滞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风险尤其大。意味深长的是，对应艺术市场的繁荣，自由港口的巩固与联合近年来也日益明显—由于在卢森堡、日内瓦、新加坡等自由贸易区接收、储存和出口商品可以免交关税，大量收藏家为避税把仓库建在这些地方。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出台政策试图保护他们眼里的文化遗产自然不足为奇，可供选择的手段也不多：要么通过新法规，限制国家财宝出口；要么更新现有法规，目标不变。
上述保护性措施在行业内受到多方质疑，反对者认为，阻碍艺术品的自由流通会威胁市场，并让很多艺术家的创作遭到某种反向放逐（其作品不是被逐出本国，而是被逐出其他国家）。此外，这派观点还认为，收藏家、画廊家和艺术家不会容许自己失去对作品的控制。最后，市场拥护者们指出，重要的国家和国际当代艺术收藏都聚集在那些相关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国家，而在对艺术品流动有严格限制的国家，此类收藏往往明显缺席。来自汉堡的收藏家哈罗德·法尔肯贝格（Harald Falckenberg）一针见血地问，“意大利好的贫穷艺术（Arte Povera）收藏都在哪？”
如果公共与私人的界限真的越来越不明确，如果新自由主义就认为国家的功能只是保证市场准入（尽管不是对所有人），那么德国正在试图通过的法案及类似规定究竟有何意义？对艺术品出口的限制如何跟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兼容（这个世界里的美术馆都越来越去地方化，其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周边社群，而是越来越一般化和分散化的公众）？在一个一切都被私有化的年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项逆时代潮流—对财产权的神化—而动的法院判决？我们眼前见证的是对全球化的抵抗，文化正在提供一处避难所？还是这些打乱现状的纠纷不过是表面症状，背后存在更复杂的局面？
表面上看，这些法规表现了国家有意保护具有历史性质的艺术品（把当代艺术留给变化莫测的市场）。因此，历史性物品—尽管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定义—被置于全球市场的势力范围之外，接受严密保护，不被极端投机行为威胁。然而，任何争议当中，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总是比说出来的更具启示性。这场论争向我们揭示的是，尽管新自由主义宣称个人自由乃是其基石，但该系统的终极目标并非自由，而是利润；如有必要，无论看上去多么自相矛盾，它也会毫不犹豫地设立规范，将某些文化品神圣化，以便更好地控制本国人口（比如通过物化“民族性格”或将民族或贵族式美德具体化）。 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解释了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商品与公民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其对立面—越来越多限制流动的高墙。遗产本来就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依仗不平等得以成立，依靠某些社会群体对另一些群体的压迫而繁荣，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谈论遗产。我们在说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时，其继承者到底是哪个社会阶层？是书写历史的阶层，还是在历史中默默承受苦难的阶层？从葛兰西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文化霸权的争夺战至关重要，而且它常常先于政治霸权。新自由主义懂得这一点，就像三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和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懂得这一点一样。
德国此次争议事件的对阵双方不但不是代表两个彼此对立的不同立场，反而证明了双方的互补性。它表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不可协调的二元对立，而在于对立双方都以同一条原则为基础：财产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核心构件，也是竞争与增长的起源。对于某些人来说，财产基于对物品的个人享受和掌控；对另一些人来说，其根据在于集体用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中世纪末英国发生的公有地圈占运动是原始积累出现的必要条件。如今，知识、情感以及我们自身的主体性构成了一种新的公有地，娱乐和信息产业对其日益升级的圈占强化了资本积累的最新模式。但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之一。当技术给予一切准入，就是不把文化财产这一曾经只属于精英阶层的领域对所有人开放时，新圈地运动的逻辑便失效了。因为正如克里斯蒂安·拉瓦尔（Christian Laval）和皮耶尔·达尔多（Pierre Dardot）所言（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资本主义发展萌芽阶段也早说过），智力活动既不是攫取性的，也不是排他性；它建立在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基础上；使用不会让它枯竭，相反，消耗的能量越多，它获得的能量也越多。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再次暴露了自身：一方面我们通过保护版权的法案，另一方面却鼓励对知识劳动的掠夺。一方面我们限制文化产品的流通，另一方面却积极帮助从定义上就是全球性的市场获取霸权。当我们围绕产权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却忘记了艺术作品的产出及其催生的叙述和体验都超越了它的主人或持有者：它们是属于所有人的公有地。
曼纽尔·博尔哈·比列尔（Manuel Borja-Villel）是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馆长。
文／ 曼纽尔·博尔哈·比列尔 | Manuel Borja-Villel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