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四年，世界都会沉醉在两项竞争性盛事中：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美国总统大选。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而不同之处，事实上只有规模而已。大选在规模上更胜一筹：它的时间更久；它那发生在体育场的盛典活动要持续一周而非一晚上；它更多地被美国人统领；电视报道更惨淡；2016年，俄罗斯参与选举活动的嫌疑比在赛场上的作弊疑点更大；那些奔着白宫去的选手的身体状况比奔着奖牌去的更引人关注。况且，谁能否认那些漏洞百出的政治游戏中出现了更多，更令人难忘的瑞安·罗切特瞬间呢？[1]
然而，这两个活动的相似之处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各自的传媒史了。两种奇观都经历了技术变革的几个关键时期，这也对它们几十年来的形象造成了决定性影响。无论你在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2016年里约奥运，还是2020年东京奥运，你看到的和将会看到的，无外乎是1936年柏林奥运。这些奥运会的视觉以及庆典原型最先由希特勒、戈培尔、莱尼·里芬斯塔尔建立，经由艾弗里·布伦戴奇和其他国际奥组委地方官员的改进，获得了较为顺畅的传承。查尔斯·慕瑟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活动和新兴媒体》向我们展示了：1888年至1900年之间的那四次总统选举之于今天的大选，正如1936年柏林奥运之于今天的奥运会。尽管这四次发生在本杰明·哈里森、格罗弗·克利夫兰、威廉·麦金莱、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间的对决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是这些选举相对于林肯对道格拉斯那场笨拙的内战前决斗来说，要更加接近于我们今天的竞争形式。在19世纪90年代，政治已经不可逆转地沦为了今天我们时时咒骂的东西：一种熟练掌握图像传播技巧的，以及对“金句”进行控制管理的艺术。
这便是慕瑟书中的故事——现代媒体大爆炸如何重塑了19世纪晚期的大选。让我们先忘了那些在位者和挑战者的名字，也先忘了党派之争，而是把这些选举当作是不同的复制和展示技术之间的争斗来考量。让我们想想立体幻灯机与早期电影、留声机和摄影术、电报和单车、铁路网和拉力赛，想想这些新技术作为互相竞争的力量，抢夺着储存和传播人类身体、话语、声音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同时又在挑战着印刷业作为政治的当家媒体的地位。这些竞赛里面，不同选手的命运也不同，一些技术享有短暂的影响力，然后迅速被人遗忘。立体幻灯机在1888年取得了优势，当时它被用来传载高品质的配图演讲，内容有关于富有争议的关税政策。但是没多久这项技术就消失了，而慕瑟指出，正是这门绝迹的技术孕育了政治纪录片。影像的类型远远比其最初的承载体系长命。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嘲讽道，“娱乐业总是对军队装备进行滥用。”慕瑟则反过来论证：总统选举的工程管理挪用了为娱乐行业定制的技术。然而无论这三者的真实历史关系为何，媒体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状况，尤其因为它成功地模糊了战争、娱乐和工程之间的界限。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总统大选成功地将战争和娱乐业合并了起来，甚至太成功了，以致于你一直搞不明白既然美国国内已经有如此引人入胜的替代品了，为什么还频繁地去别的国家打仗。
公平起见，我们也谈谈技术的那些人类附属品吧。首当其冲的是共和党，他们在那四次大选中赢了三次（1888年、1896年和1900年），不仅因为他们财力雄厚，且当时正逢经济上升，有外来人口入侵，更是因为他们谙熟如何运用新技术，尤其是那些视觉技术。共和党在19世纪90年代时就获得了起步的优势，这使他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精通图像的语言。而民主党则更加习惯于声音传播：从布赖恩那喋喋不休并用唱片来复制的演说，到卢瑟福的炉边谈话。无论是哪种情况，别忘了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对“politics”那一针见血的词源学解释：Poly在希腊语里面是“很多”的意思，而ticks则是吸血的昆虫。对于一个媒体历史学家而言，这无疑是准确的：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再也没有一位政治家不是娴熟的媒体寄生虫了。
《政治活动和新兴媒体》中讨论到的几次选举对整个大陆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说起来这是个纽约故事。当时，纽约是全国的媒体首都，而纽约州则是至关重要的摇摆州[2]，在那里成功的媒体攻势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慕瑟将19世纪90年代的曼哈顿作为一个空间时间的焦点，这为他的研究注入有趣的清晰度，同时也使这个话题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明显得让人分心。你读两段就会忍不住开始比较不同时期的政治影响力：机械复制的普及、有线新闻的引入，以及数码平台的出现。尽管技术明显在进步，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乐观。技术变革越大，政客和他们的媒体宣传团队越是保持不变。如果CNN活跃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的话，那么，健谈的布赖恩一定会独霸电视节目“赖瑞金现场”（Larry King Live），正如罗斯·佩罗在一百年后那样。而威廉·蓝道夫·赫斯特则无疑会为了给他的美西战争打下伏笔而积极地发布有关西裔强奸犯的推特。
对慕瑟研究中的媒介理论指涉感兴趣的人会注意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始终笼罩在全书上空，这篇饱受尊敬的文章在现代媒介理论中的地位正如19世纪末的几场大选在今天的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比如说，在本雅明对艺术作品展示价值和它之后被复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中，作品的可展示性（exhibitability）不断增加，随后导致了机械复制的出现。首先，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进行了世界巡演，然后就出现了可被全球性消费的（globally consumable）早期好莱坞女星，她们不再需要四处巡演了，因为她们的样子被机械复制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可展示型创造了人们对机械复制的欲望，然而那是一种只能在更高的技术标准下才能被满足的欲望。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1896年大选的媒介体系。共和党的总统争夺者麦金莱当时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俄亥俄州坎顿市的自家门廊前，在那里接受弟弟艾伯纳的拍摄。艾伯纳谙熟媒体，是那种罗杰·埃勒斯一般的兄弟人物[3]，并与当时初出茅庐的美国放映机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Company，又译“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关系密切。第一部成功的竞选电影《家中的麦金莱》为共和党的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与此同时，口袋空空的民主党候选人，著名的演说家布赖恩则搭乘火车全国跑，一共做了大概有四百多场演讲。两位候选人都尝试跳过印刷业，直接地面对公众，布赖恩采用了站点式的竞选方式，他在尽可能更多的地方展示自己的身体和声音，而麦金莱则复制了他本人的模样——复制品要比真人更便于移动。慕瑟研究中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本雅明分析，即可展示性和复制之间的互动，这个分析来自书中另一个重要观点：19世纪90年代总统竞选中浮现的现代媒体实际上暗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企图：使可见性和那些随着印刷业出现逐渐萎缩的公众之间重建联系的企图。当时，现代媒体声称自己可以更少地中介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的关系，人们渴望这种关系——这里更少其实是相对于印刷品而言。这里在讨论的是一种悖论，即被中介的即时性，这几乎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承诺，承诺新的媒介结构将会带来即时性和透明度。这种幻觉不仅仅出现在政治中，但是我们可以说，政治，包括那些总统竞选活动，已经将这个经久不衰的江湖骗局贩卖得有滋有味。
本雅明的理论在这个著名的论点中达到顶峰：新的复制方法毁灭了艺术作品的灵光（aura，也译作“光晕”）。慕瑟的研究则讲了一个更加当代，也更让人恼火的故事：对复制的运用制造了一种政治灵光（不要和本雅明说的政治美学化混淆起来了）。其目标是通过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形象来向公众推销一个毋庸置疑的政治品牌，用的方法是重复、复制，以及终极来说，拟像。最后的结果就是总统作为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然而仅仅意识到现代媒体如何决定政治走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理解它的逆命题。是的，相对于过去，19世纪90年代的媒体改变了政治，使得总统竞选变得不可辨认；但与此同时，政治也工具性地参与到了媒体的转变中，使它成为了到今天都辨认得出的形式。
杰夫瑞·温思罗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欧、东欧和北欧研究系执教。
译注
[1] 美国游泳国家队运动员瑞安·罗切特（Ryan Lochte）是今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美国队报假案丑闻的主角。
[2] 摇摆州是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特有说法，指的竞选双方势均力敌，都无明显优势的州，在历届大选中经常会倒向不同的政党，频频摇摆。（百度百科）
[3] 罗杰·埃勒斯（Roger Ailes）是一位美国媒体顾问以及电视高管。他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福克斯电视台集团的创始人和前总裁，并于2016年7月辞职，原因是受到性侵指控。（Wikipedia）
文／ 杰弗里·温思罗普-杨 | Geoffrey Winthrop-Young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