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因此掉下悬崖，但是管他呢，这些事情和我的生活之惨淡相比算什么？就让我们搞砸吧，看看会剩下来什么。”这话听起来像是特朗普和脱欧支持者的动机说明，然而这是一种末世民粹主义：“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带来经济崩溃、政治危机，甚至核战争，然而至少好过我们目前正在承受的侮辱和无能感。”
我们对过去一年的时间感到震惊，尤其是英国脱欧、日益强大的欧洲新法西斯党派、土耳其民主的消逝，以及特朗普的崛起——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找一个使这些事件自圆其说的框架。我们尤其需要理解特朗普，来理解白人的工人和中低层阶级人口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何以如此剧烈地、在经济和文化上被排挤，而他们日益增加的不满何以被动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无能（impotence）——被排挤、被重新规划、被不合适地重新命名——发生效用的程度。我有意想要通过“无能”这个词来既提出一种政治无力感，也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的阉割。政治无力感来自于民主的败坏，而阉割则指向长久以来一直与白人、男性、阶级连在一起的期待与权力。
今天，美国的性别政治已经裂开。在性暴力、仇视女性，以及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遭遇的持续不平等，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发酵。这种爆裂并不是希拉里或者特朗普造成的，但是这两人各自的竞选阵营都是这种性别问题爆裂的现场，并生发出一些非常可观的反响，诸如梅根·凯莉（Megyn Kelly）那强健的企业女性主义。 第五波女性主义正在发生，与其肩并肩的，是以不同武器来处理性别议题的酷儿和跨性别运动，以及“黑人命也是命”和移民权利运动，这些都体现出女性抗争的不同维度，为了生命、归属、平等、地位抗争。这些都振奋人心，无论对于人类还是为非人类世界都打开了新的意义和可能性。不仅仅是希拉里的总统竞选，这所有的一切，都自然地加重了白人男性被阉割的暴怒。我们也可以在英国围绕脱欧，或者在更广泛的欧洲举出类似的例子。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新法西斯白人民族主义党派，比如法国的国家前线和希腊的金色黎明。虽然现实具有这种维度让人恐慌，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所见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在此刻以这种特定的新法西斯主义形式显现，而不是其他更加温和的形式。这些新的右翼运动不仅仅是种族歧视，他们还否定了更广泛更经典的民主政治原则，无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激进派的原则，除此之外，他们追求以一个强大的权威主义国家取而代之。我们目前所见的，并不是流行的主权国家对于包容、平等、自由的呼吁；我们所见的，是大型的谋害压迫，对法律、平等、公民自由，以及普世包容的蔑视；我们所见的，是对民主基本原则深层的，大规模的拒斥。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十年所打造的状况——一种广泛的，深层的对民主的拒斥，不仅仅是对社会民主，还对政治民主。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也体现出来。是的，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确不可思议，看看他那桀骜不羁的自恋、反社会人格倾向，以及荒诞的自吹自擂。然而对于2016年来说并非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把他的商业小聪明和商业性成功当作总统竞选的资格。这便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意义转化为市场和经济意义的典范。撇开人格问题不谈，特朗普这次打的牌是将自己宣传为一个商人——暗示着他能够为行政办公室带来他在做交易时、在竞争中打败对方的能力。他无意展示对宪法的熟识，也从未承诺他会代表人民、执行法律，或者与国会紧密合作。他在商业和娱乐业中的成就顺利成为了他当选总统的理由，这一点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侵袭。
然而过去的一两年中还有其他前所未有的维度：贾斯汀·特鲁多在加拿大出现、伯尼·桑德斯在美国出现、杰瑞米·科宾在英国的出现，还有希腊的激进左翼（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愤怒者”运动（the Indignados）。我们原本关注诸如“占领”的运动，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放弃了党派政治——早就放弃了美国的民主党政治和英国的工党政治。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党派非常清晰地明白，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崩塌了，而且它本身即是残酷且不稳定的。我从中看到了希望。当然，一旦这些党派当权了，他们必须要面对国际金融规则。这时，左派当政将会举步维艰，尤其是当财政势力想要弄垮政府时。这一点问问激进左翼就知道。
而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当选，民主党中的左派和主流都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去面对数以万计被特朗普赢得了芳心的美国民众。左派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工人阶层的组织工作，这意味着工人阶层被扔到了福克斯新闻那里，也被留在了自己的痛苦里。这便是反革命或者法西斯主义形成的配方。如果希拉里进了白宫，我们的任务也是去重新投资公共教育、监狱去私有化、降低黑人入狱率，以及首要的是：鞭策银行和企业。换句话说，我们的任务既是连结被深度异化并且往往极度愤怒的工人阶级，同时也要开启新的方法去思考公正、民主，以及政治行动。我们的任务是去曝光并替代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在过去三十五年掌控了所有的政策。是时候将我们所拥有的化为行动了，同时需要明白我们处境之严峻。这里，我们不可以无视新自由主义中的“新”，比如说，我们需要区分商品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这是传统自由派资本主义的特点——与当代经济度量价值在人类主体的存在和构建中的全面渗透，尤其是民主的败坏以及市场价值的公义。今天，我们身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中，斗争的对象是我们所可以居住的世界的构成元素，我们要抛弃旧左派的资本批判想象。
目前的图景中有一些新的特征同样使我震惊，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此有所考虑，才可能在斯图亚特·霍尔说的“我们当前的结点”上有效地工作。首先，我们显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和接下来一个时期的过渡期，我们还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形式，但是，它的权力和意义开始衰退。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对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着越来越少的掌控权，它们的同质性也越来越少，因此它们无法在本土保存文化和政治身份，比如保持法国性、美国性等等。一些刚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对此作出回应，因此如今我们陷入两难了。一方面，你无法思考或实践全球性归属——全球对我们来说太大，太多元，太未知了。另一方面，从一种反动的层面来说，国家归属几乎难免沦为民族主义倾向，虽然它有时候可能成为激进的民主诉求平台，诸如希腊的情况。这种困境将绘塑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第二个特点与当代人口中巨大的跨国家运动相关。无论是被迫转移还是主动迁徙，世界上移民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不同的文化、宗教、性别范式都来到了一起。这种异质性迫使那些仍然在乎民主的人思考：在没有统一的范式下，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共同自我治理——并非以民族或主权国家的方式。这里的问题不是构想我们如何作为拥有不同历史和归属的人来共同生活，而是决定我们如何想象共同自我管理——作为共同的民主主义者，而不去改变那些因为不同历史和归属所而产生的范式。
最后，我前面提到了一个现象：金融资本，它持续地在统治世界。除非我们找到一个办法让这个妖怪重新回到瓶子里，我们口中一切关于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未来都不在点子上。而使妖怪回到瓶里的任务并非小事，而是关乎如何使原子不裂变，如何在一个能够制造出核武器的世界里消灭核武器；以及如何在一个如今谙熟通过资产金融化、通过信用和债务来生产出无穷无尽财富的世界，消灭这些诡计，并构建出对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来说更加可持续的经济。这些都不是不可能，而是非常接近了。为了到达那里，我们必须充满想象，而不是一味地说教；我们必须不仅仅看见当下的潮流，不仅仅着眼于过去左派思想中对市场和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期盼。我们必须富有发明性，创造力，开放，多元，谦逊。我们必须致力于非愚昧（non-stupidity）。
——采访：Elizabeth Schambelan，2016年10月27日
温迪·布朗（Wendy Brow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她最近的著作为《消除人民：新自由主义的秘密革命》（ZONE BOOKS，2015年）。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