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变热了，而且越来越热。当资本榨取、工业主义以及耗能的机体拒绝停下来，气温就会升高，化学热区（hot zones）蔓延。各种倾覆点发出警告，地球生物圈的本质将会更迭。但是直到那时，甚至可能在那时之后，转变的发生不是、也不将是统一的。在现实里，热区形成某些地方上空的雨云。“与全球温度升高绑定的天气规律变化导致了中国北部少风，”《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这个反过来也“使一波严重污染更为恶化，那是数以百万计的过早死的元凶。”仅三年前，一位中国科学家将北京的雾霾形容为核冬天（nuclear winter）。自然而然，另一种神经催促剂也在蔓延——焦虑。
在极度炎热中，批判性政治学概念如何维系？马克思认为，社会辩证法指向基本的阶级对立的分类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我们已经接近这个时刻，世界似乎分裂成为两个甚至更多的边界分明的群体：顶层的百分之一以及快速增长的不稳定阶级。但是很多人相信，我们其实在见证一种新的对立形式，并呼唤新的团结模式。新的斗争并不是基本的阶级战争——虽然其也可以算是阶级战争中的一种，而是存在（existence）的冲撞，即便肯定不是文明的冲撞。在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战争中，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我们要与谁（或与什么）建立团结的联系，我们将与谁（或与什么）一同将我们的立场诉诸政治？
一系列新的政治运动和学术理论——新安那其、激进绿色前线、左派加速主义——都纷纷给出答案。举个例子，媒介理论家和行动主义者弗朗科·“比弗”·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提出对自治主义（Autonomism）运动的重新调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意大利北部工业区的一系列松散的理论立场和行动介入，该思潮关注资本和被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之间设想和欲望汇聚的区域。诸如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内的一些自治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和工会运动需要接受重审，将新的重点置于作为持续的、必要的原始资料累积的妇女无酬劳动。（格伦·库特哈德[Glen Coulthard]最近指出了另一个持续并必要的累积的源头——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累积或者女性价值，而是原住民土地和资源的持续原始累积。）所有的自治主义者都坚持工人不仅需要独立于资本的需求，也要独立于劳工组织中的等级制度。
贝拉迪认为，如果自治主义将会成功，左派必须理解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对立关系及其形式与特质，也就是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或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对于非物质符号的技术工具化，这种占主导的趋势成为了当代资本生产和占有的主要目标。在符号资本中，“情感-信息”（affective-informational）这个循环，是为了猎捕人类的知识以及主体内在欲望中的诸多领域，而猎捕的目标从劳动力变为了精神力。资本主义不仅力图消费人类劳动力，还消费人类精神力——它变成了摄魂者。贝拉迪认为当代的对立存在于此两者之间：那些企图消费灵魂、将其转化为资本的人，与那些拒绝自己的灵魂被吞噬的人。
摄魂资本主义（pneumaphagic capitalism）中的对立关系召唤一种新的团结形式，这种团结形式超越了那些在符号资本主义中共同寻找逃生口的人类，而是希冀能够囊括所有被符号资本主义那贪得无厌的逻辑吸食的生命-灵魂。不仅仅是在硅谷的知识工厂中浮现的不稳定工作和工人之间需要建立团结，而且在诸多分散的、碎片化的结点之间也要建立团结，在这结点中，信息-欲望被生产、详述、放大、分配以及消费。这个巨大的聚合物包含了那些被西方理论认为可以自证为人类的事物——地质学家、遗传学家、生化学家、挖矿人以及软件编程员，同时也应包含那些被认为自证为非人类的，或者说那些人类-非人类界面——生物电路（biocircuitry）、算法、海量数据储存设施、空调、卫星、人类手指和由稀土共同制成的智能屏幕、对盗用汽油和矿物的立法、船舶与运河与随着它们的苏醒而排放出的生命与毒素，还有那些穿越疆域的物种和化学物，它们渗透土地，进入全球供应日益萎缩的饮用水。
贝拉迪关于符号资本主义中的对立关系以及对其进行抗争的团结形式的讨论，都依赖于批判性左派理论中近年来发生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转变。这个转变中包含了将世界理念化的三个构成元素，或者说三个方向锚点：存在的外密性（extimacy，意思是所有存在物互相之间的内部外在性和外部内在性）；人类和非人类实体中的权力效应分配，即他者和例外（the other and the otherwise）的影响力；以及事件的形式和边界的多重性（包括类事件和超大事件[quasi events and megaevents]）。
在一种共同的急迫性之下，这三个普遍的立场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解读版本，取决于你阅读哪位作者。就拿“存在的外密性”来说，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在她2007年的著作《半路认识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中探索了“彼此交缠的存在”（entangled existence）这一概念，“彼此交缠并不是简单的、不同实体之间的汇聚和缠绕，而是不再具有独立而自持的存在。”另一位作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的写作建立在激进微生物学家林·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研究基础上，她选择了以“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这个术语来指出“世界万物皆来自、也导致互相交缠的物种的多舞伴泥中舞（multipartner mud dance）。”
关于对他者和例外的权力效应和情感力（effects of power and the affective powers）分配，这样的讨论也有很多不同声音。所有人都同意权力效应分配不均，从实际情况来说，他者和例外的情感力分配同样不均。拿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的例子来说，后工业私有化和种族主义被结合起来，向城市供水中注毒；再看看智利，矿渣大量地污染了地下水和土地，也因此污染了食物和空气，两股相连的遗产——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原住人口的迁移——为此创造了条件。在上述两个地方，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的“情动”（affectus，斯宾诺莎意义上身体得以保持或者增加对另一具身体行动或活动力量的能力）被置于种族（乃至种族主义）和殖民的歧视及驱逐结构中。这种权力差异立足于社会主导力量对他者的想象切割，这样的切割深深镶嵌在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中。权力差异同时也持续地为系统本身制造例外：想象的、已控制住的他者以外还有例外。但是很多理论家——比如说提莫希·莫顿（Timothy Morton）都强调了所有存在体都将在人类世生态灾难的阴影中面对的问题，一种更为抽象和笼统的问题。类似的差异在多事件的话语域（discursive region of eventfulness）中同样明显。
然而，我们手上的这些政治概念——不稳定性、对立关系以及团结——如何依附于上述这些新的信条所挑战的存在理论？打个比方，对“生命”的理论化经历了何种转变？这个概念支持什么——有什么主张，主张的同时关于维持自身存在要坚持什么特质？基于摄魂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以及跨越一切生命形式的团结，与上述三个关键的方向锚点之间，是抵消了还是彼此冲撞，与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之间呢？“不稳定性”这个术语的含义直截了当：缺乏可预见性、工作保底，以及物质及心理福利。一些学者（诸如罗萨琳·吉尔[Rosalind Gill]和安迪·普拉特[Andy Pratt]在他们2008年的论文《在社会工厂？非物质劳动、不稳定及文化工作》中说的）将不稳定（precariousness）和不稳定性（precarity）区分开，认为前者包含“一切形式的不牢靠和不固定的工作——从非法、消遣和临时工到居家工作、零工以及自由职业”；而不稳定性则指“不稳定，不安全的维生方式的倍数增加，同时也是超越传统政党和工会形式的政治斗争和团结”。另一支思考不稳定的力量来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哲学著作，她将不稳定性视作为一切生命形式的本体，尤其是人类：他们来到世上，并以易受伤害、相互依存的方式存活于世。巴特勒在其2009年的书籍《战争的框架》中写道，对她来说，不稳定意味着生活的“社会化，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其他人手上。这意味着同时向我们熟识的和陌生的人暴露自己，对我们认识、不太认识、乃至完全不认识之人的依靠。”而“不稳定性”，相反，则是权力对“不稳定”的本体状态的侵入、强调或是推翻。在《战争的框架》中，不稳定性指的是“一种受到政治教唆的情境，在其中，某些人群因失败的社会和经济支援网络而承受苦难，并且异常地暴露于伤害、暴力及死亡。”不稳定性成为了一种本体论条件，其创造了社会地位的对立关系，也创造了那些不稳定的、以及可能不稳定的人之间的新团结。正如很多人写过的，强烈的人道主义支撑着巴特勒的创作（譬如参见提莫希·克拉克[Timothy Clark]2014年的书《边缘上的生态批判》）。而对于简·本内特（Jane Bennett）来说，恰恰相反，新生机论（new vitalism）可能讲述了生命的很多基本特点，但是新生机论中的诸种团结形式在各种聚合物之上和之间交缠，但是没有对生命和非生命做出区分。
当榨取性的工业以及信息资本主义持续地制造气候变化和毒性热区时，生命权力的治理在磨损，并露出了一种我称之为“地本权力”（geontopower）的治理模式。地本权力并不是通过对生命的治理和对死亡的施策来运转，而是晚期自由主义用以维系或塑造生命和非生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话语、情感及策略。我并不认为地本权力是如今才浮现以取代生命权力（biopower）的力量；相反，生命权力（对生与死的治理）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地本权力之上，后者是一种管制和规范有生命的和无生命之间差别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在殖民地统治及其相关形式中公开地施行。在英语中，非生命（nonlife）同时意味着已死亡的事物和它们的残余物——比方说，尸体和化石。但是地本权力对这些事物进行规范，加上那些表现为还没有潜能去出生、生长、生殖及死亡就来到世上的事物。地本权力关乎当石头和里面的化石的存在被区分对待时，如何去治理人和非人。一种对这些具有能动性、主体性以及意图性——在西方这些特征常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的区分“无能”，常常被归因为各个被殖民人群。这种归因行为成为了使这些人受制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基础，这个过程受到了前现代心智和自由主义文化政治等概念的唆使，在其中，对于非生命的生命性的不同信念受到充分肯定，但是这些信念不被允许反过来去影响西方认识论和学科。
如果殖民主义是依据这些关于现代和前现代、活着的和非活着的之间被自然化的区分来运作的，那么，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则是：一边宣称会在生命/非生命分野中既激活又废除（即对他者的想象包容），一边维持这种分野以此来进行无穷无尽的扩张。
这些关于生命和非生命的概念讨论到目前为止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助长或是阻碍了其他概念的出现，尤其是政治概念。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来说，如果一个概念可以向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但是视野之外的事物打开理解，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上述这些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假设我们不掌握不稳定性、对立关系以及团结的概念，我们之前提到的三个信条——存在的外密性、权力效应和情感力的分配、事件形式和边界的多重性——可以生发出什么样的概念？在人类世气候变化和毒气的不稳定状况下，我们希望这些概念做什么？首先，我认为我们在找的概念应当从语言学的角度标记出一些物质领域，在其中，概念自身变得可见并因此展现出行动可能性。第二，我认为我们所动用的概念不应再让我们继续周转于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也不应继续周转于生命和非生命形式之间；而是要谨慎处理不同的存在领域（region of existence）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把那些领域简化为一个笼统的、二元结构的系统。第三，这些概念不应抬高一个存在领域的特质和物质性特点以此来定义其他所有领域的特征。
作为一个练习，我们可以提问：如果我们考虑人类世气候变化和毒性状况是基于如下这些概念的存在形式而运作的——尾矿（tailings）、堆筑（embankments）、拉扯（strainings），也即三种存在得以外在性地关联自我、生产出分配不均的形式和权力，并且持续创造出与他者和例外之间新关系的方式，这些概念超越了不稳定性、对立关系和团结，那么我们的关注点和实践将会如何改变？|#note1||#note1|[1]||
首先说说“尾矿”。尾矿往往被定义为有价值的物质被提取完之后的剩余物。尾矿也指镶嵌在墙壁中的梁、砖及其他建筑元素。对于我的意图来说，尾矿是物质的物理学——当这些物质的边界变得面目模糊、摇摇欲坠甚至逐渐腐烂，它们变为了“类物”（quasi things）。死的物质叠加着活的物质进入了鼻孔和表土，活物叠加着非活物破土而出。当卡特利娜·玛蒂娜·提艾瓦（Katerina Martina Teaiwa）跟踪太平洋上的巴拿巴岛（Banaba Island）的磷矿开采时，尾矿就是其物质线索，在被称之为“绿色革命”的农业资本化运动中，磷在化肥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她跟踪这些线索发现，矿区向空气中喷射尘土，风再将尘粒散播开，就像殖民者，飞机将磷播撒到先前种不出东西的田地上。巴拿巴成为尘埃，与其他物质结合又重新结合，散落在世界各地，而原本的那座岛对于巴拿巴人来说却变得无法居住，人们因而流离失所。这座岛消散了，它变成农业化肥的形式进入土地、植物、人及非人的身体里，变成尾矿尘埃的形式进入大气里；这个过程的镜像映射，是巴拿巴领土主权的扩张，形式为日益宏大的领土和国际关系。尾矿（Tailings and trailings）被制造并重新制造，本地和遥远之地的存在及概念，其条件被重新编写，或分解腐烂（recomposed and decomposin）。
再说说堆筑——升高的墙或石块。澳大利亚有两处石棉（asbestos）储存场地，距离我们卡拉宾电影小组（Karrabing Film Collective）的同事和朋友们成长的地方很近，也是我们经常会去狩猎和露营的地方。这些仓储设施提供了一种堆筑想象，也即承诺了一种干净和受控的未来，到那时，存在可以被分割成自成一体、谨小慎微的形式。但是，每一种堆筑都涉及到两快领地——像是一种阈界，向两边打开。堆筑既是防止洪水涌泄的沙包，它同时也将一切事物与其内部器官阻挡开。这些都是短暂的架构，时刻需要加固和修葺。另外，所有堆筑都有尾矿，它们拉扯（strain）着，必须被其他堤坝围起来。
我之前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思考语境中谈及堆筑和拉扯。詹姆斯提出，概念是有关努力的形式（forms of effort）。他认为，如非深挖头脑探寻更加抽象的形式，我们不会找到概念的来源。心智生活是“注意力的努力”的杂音混合。如此理解概念会有三种结果：首先，它要求我们关注真实世界以及其巨大的多重性；其次，要求我们关注潜在的解释图形（概念），这些图形倒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一次构成世界的实验；第三，要求我们关注这些构成性形象得以显现的地方，以及它们为何及是否能够承受使它们显现的条件。詹姆斯主张，将概念理解为努力的形式要求我们将心智生活置于社会世界之中来考虑，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也在其中成型、发展、传播。换句话说，概念并非只是位于社会世界中，它们本身就是社会世界——而且我们说的不是意义的社会世界，而是那些可以被调配用以攻克任务的能量和能力。因此，心智上的努力与尾矿、堆筑和拉扯共属于一种形式。
从不稳定性、对立关系以及团结，到尾矿、堆筑、拉扯的转变中，我们的政治概念和概念化进程发生了什么？首先，在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关系中，我们发现要维持或者拆毁（disembank）那些既非位于互相内部也非位于互相外部的存在领域已经很困难了。一部分人引用的纯净水，是从另一部分人引用的有毒性的水中过滤而成，而这些过滤系统的转变，对于得益于先前那种安排的人或事物来说，决不是中立的。如此来说，对立关系只是标记了那些拉扯中的外密领域，以及不同领域之间需要承受彼此推拉撕扯（straining push and pull）所产生的情感力。第二，在这里，团结并非意味着与这个或者那个团体团结，而是一种行动或努力，向包含了互相交缠和分离的存在形式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最后，没有一种特定的存在形式可以宣称不稳定性是一种本体论或社会学分类，哪怕一种存在领域的特定物质特点——存在的堆筑——可以甚至必须被承认和支持。
相对于构成一边是抗议输油管道延伸至神圣之地的人群而另一边是挥舞着警棒和武器之人的材料，那些被用以在石棉和泥土、铅和水、有毒的原油和地下蓄水层之间筑堤的材料提供了有关于尾矿和拉扯更加不一样的时间性、物质性以及终局性。如此，我们可以由不同形式和身体（警察、苏族人和同盟、尘土和标志）的堆筑，转为它们影响他者和控制它们情感的权力。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尾矿、堆筑和拉扯来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是以生命或非生命来看待立岩事件（Standing Rock），而是水、人、地方和土地的外密性。我们将其视为人类、祖先之脊以及抽水和挖洞之力的堆筑。在拉扯着的、外密的界面上，新的形式正在显现。问题是，什么样的努力和能量应被调起，朝向我们交缠的存在中的哪些领域？
伊丽莎白·A·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弗朗兹·波阿斯人类学教授和性别研究教授，也是卡拉宾电影小组的创始成员之一。
注释：
|#note1top||#note1top|[1]||译者注：尾矿和堆筑都是尾矿坝/尾矿库工程中的组成部分。尾矿坝通常由土石堆筑，用以存储采矿作业中矿石与脉石分离后的副产品。尾矿可以是液体、固体或细颗粒的浆液，通常具有剧毒甚至放射性。固体尾矿经常用作结构本身的一部分。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共有12655座尾矿库中，有危库613座，险库1265座，病库3032 座，正常库 7745座。自2005年以来，我国尾矿库溃坝事故达40多起，给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和周边环境带来灾难。
文／ 伊丽莎白·A·波维内利 | Elizabeth A. Povinelli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