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金钱统领着世界——如字面上所示，也如约瑟夫·沃格（Joseph Vogl）在他即将发表的新书《金融的称霸》中所言。《艺术论坛》杂志获得授权，独家发布书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这位媒体理论家展示了市场是如何超越国家的。金融业——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化进程、债务以及投机买卖——正全面占据国家治理、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经验。作为回应，沃格建议：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抵御金融王国对于现代权力和公共生活那不受控制的影响。
在今天的金融王国，全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与对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共识的放弃并驾齐驱。自上世纪中期起，关于如何让市场法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与社会再生产和谐共存就有很多讨论。部分人认为，市场法则不仅仅可以被运用在市场现象上，它的目标更应该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社会主体的经济”。社会生产力最优化原则建立在一种试图融入经济关系构造中的更大需求之上；总地来说，就是建立一种政府形式，在其中，经济关系决定社会进程。这不仅意味着对于体制的改组或设计一套公理，保证该公理体系在形式上的——也就是法律和体制上的——结构能够确保社会秩序根据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来自我建构，以创造出资本主义生存的可能性空间[1]。它同时还意味着：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关系，让这种关系延伸到各种交易和互动中，换句话说，延伸到整个“人类活动”中，成为一种普世行动学。
金融-经济王国通过将企业模型普世化让自己变成了一种“总体社会事实”（fait social total）。通过主体动员，经济治理使竞争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零散的、本地的，而是永久的，因为人们期待，新市场的扩展及其激励机制可以协调复杂的个体行为。这就意味着，经济主体不仅仅作为交易者、生产者或消费者行事，同时也作为具有相应动机、活动和结构的公司行事。家庭被定义为“生产单位或小型工厂”，个体就是微型企业。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到企业文化在形成上、形式上，以及教育上对社会的影响时，他不是指行为模式在总体上向着市场的需求扭转，而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所有痕迹在个体的实践、动机、投射、目标和决策中被全面激活。换言之，日常生活被经济化，企业结构扩散至社会肌理[2]。企业的形式同时具有两种功用：将生活转化为价值，以及对社会关系进行管控和调整。
由此被激活的“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则被纳入金融市场的利润生产过程中。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不仅仅使劳工的薪酬更加不稳定，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对于贫穷和失业的压迫式管理，消解了福利负担，使风险落在个人上，导致人们的生活依附于金融周期。收入和养老金被重新分配；由金融来决定的医疗和退休保险把挣工资的人转化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一种政府性的力量出现了，它将福利与养老金、储蓄与医保、教育与职业发展，都跟金融系统的风险绑定在一起。如果经济政府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将个体和人口转化为财富生产资源的措施和程序，那么，金融化进程就会导致在使用和价值领域对生命进行重新分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自身和世界的关系，都成为了投资，个人由此紧紧地依附于市场的波动。自新千年以来，金融-经济的一体化就已经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
“我们需要将金融民主化，将华尔街客户可以享受到的好处也带给沃尔玛的顾客。我们需要让金融从主要的金融中心延伸出去。我们需要将金融领域从物质资本扩大到人力资本，使其覆盖到我们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风险。幸运的是，财务管理的运作原则如今可以被扩大到囊括整个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想要繁荣昌盛的话，金融就必须从最深层、最根本的层面上为我们所有人服务。”[3]
这种所谓的金融世界“民主化”，实际就是将人口圈定在金融资本的生产中，并已由债务经济的精细化所实现。在消费信贷、信用卡系统、教育成本以及房屋抵押的促进下，私人家庭签约债务的机会激增，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如此。随着实际工资不断降低或陷入停滞，人们对繁荣的期待主要通过各类信贷产品来实现，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更是加剧了对信贷产品的需求。在1990年与2006年之间，美国家庭的平均偿债率（debt servicing）从占可支配收入的11%升至14%；在GDP中占比百分之七十九的房贷是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主要项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了所谓的“再抵押”（remortgaging），有了它，人们就可以重新协商房屋抵押合同的内容，在房地产增值的基础上（通过债权衍生品或资产担保证券来重新交易）签下更多债务合同[4]。债务市场的扩张是金融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与金融资本和最后债权人（creditor of last resort）相关联的，是举债人亲身经历的一种“证券化”，她用自己赤裸的生命为金融市场的意外和动荡承担后果。系统性的风险正在向下转移。2009年，美国每天有成千上万无力偿还债务的业主被没收抵押房产（偶尔甚至收到逮捕令），为历史上的“原始资本积累”翻开了新篇。举债人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代表着一种最基本的金融资源，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资本主义的“债务狂热”（verschuldender Kultus）。当代政治挪用了这种狂热，打着财政危机的旗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5]
通过上述社会扩散机制将人口纳入金融风险周期，是197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重组的社会伴生物。社会领域的“金融化”过程使得市场关系更加多样化，企业文化更加普遍化，人力资本被创造出来，人与人的关系整体变得经济化。在这一积累体制下，个体和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金融-经济价值生产过程，其效力体现在诸种依存关系、义务以及联结中，这些都通过投机资本（speculative capital）的流通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将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到一起，并协调社会主体的生活。[6]这标志着一种捕获机制的动能，金融王国通过对风险和债务进行管理，扩散至人类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7]
如果说主权权力那具有魔力、甚至神力的维度曾经与国家财政相连，而国家财政同时又与信用的金融特征相连，那么，承认主权统治也就意味着对原始债务的接受。这种无法根除的债务所包含的不均衡性表现得很明显，正如“信用/credit”的词源学所示，其印欧语系词根“kred”跨越了信任和请求、可信度和债权人地位的宗教-经济语义[8]。鉴于将财政事务和货币垄断权纳入神秘的主权统治领域所造成的脆弱和张力，君主只有通过他作为举世债主的地位来自我正名。在他的自主状态中，他是其臣民的债主；他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因此他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
即便我们有理由怀疑，从博丹（Jean Bodin）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经典主权学说是否真在十六世纪以降的政治体制中有实际的体现，但还是金融问题最大程度地显示了主权概念在理论连贯性上的崩塌。公共借贷和私人信用的周期在现代早期就已经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主权力量中的破坏性例外。[9]正是对“君主就是那个决定例外状态的人”这一概念的坚守，加上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才使得主权的代表人物显得过时，也使得政治形式、国家地位，以及清晰的界限都变得形同虚设；同时让一个全新的“中立和去政治化的时代”的宣告看起来有理有据。[10]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当代的金融王国再次与观念轴心的断裂联系到了一起，使得对政治情况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主权国家和民族只不过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段；世界的现状如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分裂的”、“去中心的”、“游荡的”、“分散的”、“杂交的”、“企业式的”、“帝国式的”主权，或者更简单地说：一种“全新的”主权形式。[11]
然而，这样的思考其实也暗示了：先前的主权权力并没有简单地被削弱或者消除，而是在形式、连贯性，以及所在的位置上被更替了。这些思量持一种新的政治性观念，颠覆政治与经济、主权和政府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现代金融的崛起相伴的一种永久例外状态的逻辑又有了新的变化。比如，货币生产的私有化，以及对流动资产和货币的垄断，都增加了金融市场和国际机构的权力。这不仅仅包括跨国执行网络，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条约和组织，更包括那些形成了一套金融-经济表征系统的全球企业，这种表征的搭建正是为了扮演平行政府的角色，或者说另辟一条与主流主权及传统政治表征体系相对照的旁径。这些企业定义了当前的经济治理时代。
根据最近的系统理论和量化分析，大约有1300家企业统领着80%的全球经济。2007年，其中的147家（有133家属于金融和房产业）控制着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40%，而其中35家（包括巴克莱银行、安盛、摩根大通、瑞银、德意志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集团）控制了35%。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金融资本的集中，这种集中限制了竞争，并累加了结构性风险（雷曼兄弟原本也位于最核心的圈内）。除此之外，这些企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互相之间，渐增地持有彼此的多数股权”，因此产生了“一张复杂的所有权关系网”，包括子公司、股份，以及投资链。这些关系紧密并且高度自治的企业集团形成了一种经济“超级体”，集中了网络控制权和金融-经济决策权[12]。
这种决策权的累积，其政治维度目前还无法预测，但至少暗示了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笔下“不在场所有权的主权权利（sovereign rights of absentee ownership）”的升级。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方面：从利益相关者经济向股东经济的变迁、对财产的动员及所有者的脱责、所有权与生产难度的脱离、收租者的崛起，以及股东利益对工业生产的“破坏”。现代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种动态特征：金融资本——从扩张阶段转移到“过度累积”阶段——将自己从贸易和生产的物质抗力中解脱出来了，导致累积中心的迁移（比如从北意大利移至荷兰，或从英国移至美国）[13]。当代金融业通过不断扩大的投资资本、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私募等形式，将自然人、法人、个体以及财团联合起来，都期待着从随机的股份和对随机地点的随机公司的投资中获利。一种全球性的金融-经济表征体系应运而生，将缺席者和国际金融群众的选举力量集中在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中。例如，金融服务公司黑石集团（BlackRock）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它从私人和机构投资人那里收集资本，总共掌控着约3.3万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国家货币储备总资产的50倍。黑石集团每周模拟约两亿种风险情景，它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断重新分配资产和投资14]。像黑石这样的公司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中不在场所有者的典型化身。
如果跨国公司与现代国家同时发展，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主权权利，那么金融业就代表了这种共同进化的最新阶段。从国家赋予早期现代贸易公司的特权和自由，到国际调控结构赋予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豁免权，我们可以追溯资本和主权权威之间的一种历史和本体关联[15]。一种全新的地缘经济秩序正在逐渐覆盖由强大的领土国家和民族主导的旧地缘政治秩序之上；脱离疆土和国家的日益增强的独立性，创造金钱、法律和税务流动性的能力，以及金融资本的流动，这些都造就了一种新的 “世界公民”、“超级公民”与其表征的脱离[16]。一方面，金融对于独立的需求通过财产所有者向收租人的循环性转移而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调控资本主义的当局和机构——加上金融市场、跨国组织、国民经济，以及国家机构的共生关系——都保证了金融群众的决策力量得以转化成为大部分人的生命世界，这些人通过国家被绑定，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疆域。只有将这种解放和统治的双重矛盾动向充分考虑进去了，才能谈论金融市场的“生成-主权”（becoming-sovereign）、这些市场“作为主权调控者的角色”，以及领地权力的最新变体[17]。投资和金融资本，也就是全球范围内投资者社群的表征，如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集体资本主义者的身体政治。这种政治由各种金融化进程生成，由金融-经济动态的解放及其对政治和社会系统的调控依赖所生成。在这其中形成的是一种全新形象的普遍债权人，如今作为投资者们的“拟制人格”（persona ficta），自我任命为他们的“大人”（makros anthropos）。而利维坦那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变得具有流动性。
金融王国中主权权限的部分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主权储备（reserves of sovereignty）的重新分配。如果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在个人经济利益和主权国家之间充当中介，那么经济与国家、主权与社会、主权超验性和社会内在性之间的绝对对立或辩证对立关系现在已不复存在。金融化进程将主权权威的静态和理想化属性转化为动态的公理，使得现有的权力关系——无论是机构还是财富分布上——得以自己制定规则[18]。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统治和政府之间、主权与“治理”、例外形式和合法性之间的断裂，都转化为单一的内在领域。主权权限在政府运作和社会控制机制中得以延续，实现了政治经济的双极机器。这就影响到了金融王国中政府行为的本体论。资本的政治维度是具有主权性的，因为在其中，价值的生产被直接转化为权力的使用，不对称地将金融群众的议程嫁接至社会及国家人口上。
另一方面，主权的旧有定义——落成法律条例的、被授权在某一特定疆域上行使的决策力量——被拓宽了。现在它可以指通过购买流动资产、释放信贷周期、融资链条和层层风险而获得的时间资源。金融经济力量的目标是将未来的财富转化为当下的利润，将不可预测的未来资本化，从而保持其王朝的持久性。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王国不仅导致资本大量积聚在少数私人手中，并造就了一个强有力的寡头政治，通过形式民主的方式实行激进的财富防卫政策。靠着对未来的不断抵押和征用，市场本身已然成为了一个“债权神”（creditor-deity）”，在最后决定着货币、国民经济、社会制度、公共设施以及私人储蓄的命运走向。
如果金融市场的特点是，那些感受到其风险影响的人在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如果风险与危险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被归因为受害者自己的行为或缺乏行为所致，那么，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市场，决定不了任何事，金融系统已经将风险转化为清晰在场的危险。如果说在金融资本中，资本的特点变得更加普世，变成了一股决定社会重要进程的统一力量，那么在最现代的情况下，随之而复原的是那些古老的主权形象所带来的例外性和危险。这就是金融王国的主权效应：它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半民主的（parademocratic）、例外的力量。它通过债务和负债来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它使社会和政治结构适应金融经济风险，它将一种“背信弃义的未来”（凯恩斯语）的诸种势力和不确定性交还给我们社会的中心。
主权者就是那个可以将其自身之风险化为他人之危险的人，他将自己定位为最后债权人。
约瑟夫·沃格是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德国文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系的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
约瑟夫·沃格的《金融的称霸》已由Simon Garnett翻译成英语，在Polity（politybooks.com）上有售。
注释：
1. Alexander Rüstow,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u colloque Walter Lippmann” (August 26–30, 1938), in Travaux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pour la rénovation du libéralisme, vol. 1 (Paris: Librarie de Médicis, 1939), 83, cited in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UK: Picador, 2010), 242n5;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2; see also Joseph Vogl,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Zurich: Diaphanes, 2010), 133–40.
2.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333; cf. 208, 210–11, 246, 312. See also Joshua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2.
3. Robert J. Shiller,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4.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18; Christian Marazzi, Verbranntes Geld (Zurich: Diaphanes, 2011), 34–43.
5. According to Mario Monti before his appointment as prime minister in 2011; cited in Jean-Pierre Dupuy, L’avenir de l’économie: Sortir de l’économystification (Paris: Flammarion, 2012), 11.
6. Max Haiven, “Financial Totalitarianism: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ule of Speculative Capital,” Truthout, June 12, 2013, truth-out.org/news/item/16911-financialtotalitarianism-the-economic-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rule-of-speculative-capital; Stefano Lucarelli, “Financialization as Biopower,”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Financial Markets, Social Struggles, and New Political Scenarios, ed. Andrea Fumagalli and Sandro Mezzadra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119–38. On “indebted persons” in the financial regime, see Maurizio Lazzarato, Die Fabrik des verschuldeten Menschen: Ein Essay über das neoliberale Leben (Berlin: b-books, 2012); Walter Benjamin, “Capitalism as Relig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ed. Marcus Paul Bullock et al. (London: Belknap, 1996–2003), 288–91; also the articles of Marcel Hénaff, Elena Esposito, Birger P. Priddat, Christina von Braun, Jochen Hörisch, Roberto Esposito, and Martin Treml in Bonds: Schuld, Schulden und andere Verbindlichkeiten, ed. Thomas Macho (Munich: Wilhelm Fink, 2014).
7.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424–75.
8. Émile Benveniste, Le 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3), 135–41; Bruno Théret, L’état, la finance et le social (Paris: Éditions Le Découverte, 1995), 571–75.
9.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vol. 6, ed. M. J. Too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44, 88–92.
10.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80–96;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trans.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5.
11. Jessica Mat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50–66;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the Disaggregated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6–71; Saskia Sasse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 Ernst Forsthoff,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unich: Beck, 1971), 14;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5–216; 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Stefania Vitali, James B. Glattfelder, and Stefano Battiston,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 PLOS ONE 6, no. 10 (October 2011),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25995; Daniel Baumann and Jakob Schwandt, “147 Unternehmen kontrollieren die Welt,” Frankfurter Rundschau, October 24, 2011, fr.de/wirtschaft/maechtige-konzerne-147-unternehmen-kontrollieren-die-welt-a-906561.
13. Thorstein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Viking, 1938), 3;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9), 321–25; see also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2010), 225–26, 232–44.
14. David Rothkopf, Power, Inc.: The Epic Rivalry Between Big Business and Government—and the Reckoning That Lies Ah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311, 323–24.
15.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12.
16.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51; Rothkopf, Power, Inc., 309–15;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Oxford: Blackwell, 1996), 470–76.
17. Walter Opello and Stephen Rosow,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cited in Rothkopf, Power, Inc., 313.
18.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460–73; see also Hardt and Negri, Empire, 332–58.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