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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权力，但换种方式（Take power, but differently）。”这句箴言在目前看来再适时不过了，它是核心于政治学理论家马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的新书《群集》（Assembly）中的一系列提案之一。当愈发壮了胆的极右翼运动预告了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暴力手段，而易怒的左派则持续地辩论反对策略时，《群集》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抗议与抵御的能量如何转化为可行的民主变革。本书是两位作者在完成了他们的“帝国”三部曲（2000-2009）后的首部著作，他们在其中承认，最近的左派运动受到了一些关于缺乏组织与连贯性的批评，并且认为：回归到更加中心化的体制并非进步之举，而简单地拒斥领导人也不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加激进地去重新思考运动和其中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哈特在这里向《艺术论坛》的Elizabeth Schambelan聊了聊关于行动主义、反法西斯以及变革等话题。
自从特朗普竞选开始，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抗议是必要的，而在夏洛茨维尔的悲剧事件发生后甚至更是如此。一个危险的政治力量复合体正在一些右翼群体、机构以及部分政府构成中传播，唤出过去的一些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愤怒与不平必须要转化成为行动，来反对法西斯和种族歧视的暴力，以及将种族纯度视作为民族归属感条件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动员起来反对那些导致环境灾难的政策，还有拘押和遣返移民的法案，针对妇女、LGBTQ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的恐怖氛围的营造，看起来无止尽的种族相关警察致死事件，以及更多其他现象。
抗议与抵御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永远不应止步于此。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些能够持续下去的替代方案。此外，虽然我们正在面对一些晦暗的时刻，今天依旧存在着能够激活社会变革的政治行动空间。过去十年内那些最有力量的社会运动，比如美国的“占领”运动和土耳其的格济公园示威等，都成功地揭示出了当前系统中存在的不义，包括其中非民主的结构，以及复制不公正的手段，但是这些运动都还未能达到一种真正的社会转变。这个情况就是《群集》一书的出发点。
我们必须明白，一方面，社会运动中的一些旧的组织模型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而中心化、等级鲜明的政治组织则本身是非民主的，而这种矛盾已经成为了左派在几十年中持续面对的摩擦和内部斗争的源头。另一方面，把对中心化的领导人制度的批评等同于对持久的组织和机构的拒绝，这也是一种错误。对诸如“占领”和“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无领导人”运动的批评声音，通常集中在这些抗议运动那易逝的以及空想家式的特点，以及其缺乏确切的替代方案。但是这并非无法解决的困境。构建社会运动还有其他的、更加民主的方式，这些方式可以创造出我们称之为“民主反力”（democratic counterpower）的能量。这些是替代社会机构，或者，我们称之为“非主权机构”（nonsovereign institution）。
围绕着“黑人命也是命”的一些倡议肯定已经在这个方向中了。比如说，网络平台“Movement for Black Lives（黑人命运动）”陈述了对激进的、定义明确的诉求的可持续议程。我们需要有能力辨识出那些有别样特点的机构的浮现，那些机构往往无法适应陈旧的中心化或主权模型，同时也能更好地肩负起行动主义者的民主任务。
当我们批判那些等级分明以及中心化的组织模型时，我们并不是在提倡取消领导人制，而是在提议将传统组织角色倒置，也就是说，战略（大方向，姑且这么说）将会成为运动的集体统辖，而战术（后勤、实务等，即对战略的执行）则由领导人来担当。
既然托尼（安东尼奥·奈格里）和我认为我们今天需要的那种政治革新是由集体创造出的，而非由任何种类的领导人所发明，包括理论家或者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因此意识到，提出一份比方说由十个要点构成的计划则是背道而驰。但我们也并不想两手一摊说，“你们自己去想吧！”我们书中提出的修辞学解决方案便是去回答这个问题：哪些政治提案在这个时刻作为一种对话是必要的，哪怕是作为我们自己的内部对话。因此这本书由一系列呼吁和回应构成，其中，每一则呼吁以一个命题的形式被提出——比如“创造非主权机构”，再如“夺取权力，但换种方式”，每个命题再展开，随后由“回应”延伸出去，因此保持开放，而不是像一个声明一样被直接抛出来。
其中一个命题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不适，那就是我们号召发起“诸众创业”。我们当然非常明白，创业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福利社会和集体组织结构受到的意识重创中的关键元素。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受到感召要将我们自身变成企业家：我们被劝告最好不要期待拥有稳定的工作，而是持续地更新自己以适应工作，做好随时变化的心理准备——并且把这种状态当作一种自由去庆祝。这是一种残酷无比的意识形态，因为它要求你去拥抱你的不稳定（precarity），并把你的奴役当成救赎对待。
如果这些是对创业的唯一理解，那我们绝不想与之相关。然而，政治理论甚至政治实践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战胜概念，而不是使一个概念的主流用法成为它唯一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创业从根本上意味着创造新的社会协作形式。这一点上我们部分吸取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研究——一个令人意外但的确也不怎么激进的出处，他视创业为构建新的社会和经济组合的方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想法，值得一试：自下而上地创造新的生产协作形式。事实上，人们已经在尝试了。在今天，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中，已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我管理和互助实验。托尼和我一直非常倾慕的一个案例是西班牙的“房贷受害者平台”（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这是一个反驱逐运动，但同时它的另一个目标是创建替代住房方案，甚至包括占领空置的房屋。这就是诸众创业的一种。
正如我们在过去的著作所做的，如《帝国》（2000）和《诸众》（2004），在《群集》中，我们依旧反对私有财产关系，我们更加青睐共同性（the common）。号召废除私有财产对于一些人来说既陈旧（和古老的共产主义修辞绑定）又乌托邦，但是很多的当代社会运动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这个论点的例子是“黑人土地和解放计划”（Black Land and Liberation Initiative），该计划反对压榨式的经济，以及暴力和围闭（enclosure）的联合形式：对土地的围闭、对文化的围闭、对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围闭。与压榨主义抗争、打开不同种类的围闭是一种偿还。拒绝土地和财富的围闭，赔偿（reparations）在这里的意味，并不是简单地将你损失的或者被夺走的东西还给你，它不是一个关于所有权的讨论。它实际上超越了这种讨论，因为它是对于那个使得一样东西成为“你所有”的权力形式本身——以及私有财产关系——的拒绝。
发生在立岩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Standing Rock Indian Reservation）的达科他管道建设（Dakota Access Pipeline）抗议是人们肯定共同性的另一个范例。关于立岩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那些抗议管道建设的人，尤其是那些“水源卫士”，很明确地表示他们的声明并非关于财产所有权或者土地所有权，而是关于与地球建立一种别样关系的需要。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去照料我们共有的财富。这，同样是一种不设围闭的赔偿。
美国原著民的历史，和黑人美国人的历史一样，都是关于盗窃的历史。这些运动肯定是认识到这点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同时也超越了这点。马克思曾批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财产都是盗窃”这一观点，但这些运动为该观点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不够激进，他觉得为了称之为财产盗窃，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它是财产。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走出私有财产这个基本心态，而这正是“黑人土地和解放计划”以及立岩的抗议者们在做的事。今天社会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工作，除了抗议并抵御统治力量的不义之外，还需要去想象一个新的世界是可能的。在不失去抗议紧急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以同样的紧急感去思考如何将愿景化为现实。
迈克尔·哈特是杜克大学的文学教授，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同为《群集》（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的作者。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