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出现在这本杂志的办公室门口。我是从一个叫mediabistro.com的老古董网站上的分类广告上看到了一条编辑助理的招聘信息。我没关系，囊空如洗，也没名气。我受的教育全不对，只有一份对艺术的火热信仰。
我扔掉了教育，保留了信仰。
这份信仰最近特别管用，尤其当你头上有个色狼暴君每天像个大喷子一样从控制室呼哧呼哧地往外发布冰冷消息时。我想象着他其实不过是一个疲惫、悲哀的老男人，和这世上千千万万疲惫、悲哀的老男人一样，认为自己可以……一直活着……活得够久……唬住够多的人，一切恐惧和眼球都可能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可以长生不老。
它什么时候一命呜呼呢？
如今，驱使新闻头条滚动的全是一些愤怒的、悲哀的、自我厌恶的男性，他们的存在方式在伤害他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他们拥戴的那种男性特质喜欢把权力紧紧揽在怀里，假装那是自己天生就有的东西。这样的权力既无生产性，也无营养，只会让你对这个世界失去在乎的能力。上述患有哮喘病的男性特质——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在本期杂志中称之为“巴洛克技术父权体制”的东西——无处不在，但只是许多男性特质中的一种，这些特质里同样有好的，有用的部分。它是一种令人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我们也许应该给它起个名字，建立治疗中心，就像对待一只受伤的动物或有毒物质泄露一样。
那么，这些男人又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治疗手段呢？
愤怒也有它的用途。它是电池，是剪子，也是铲子。有一种愤怒能让大家伙显得渺小，让看似古老的结构仿佛寒夜冷风中翻飞的旧纸片。
这些日子，我非常幸运能与一帮优秀的同事共事，他们知道如何运用愤怒，也知道愤怒的局限所在，他们聪明、勇敢，渴望公正地对待他人，想要寻找新的权力组织方式，我信任他们。Artforum仍然在摸索当中，我们目睹了一个我曾经认识的悲哀的男性离开，去面对他自己为自己选定的命运。我还不知道这个未来的“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我们会聆听，我们会尝试，当我们搞砸的时候，我们会共同面对。
我希望在这期杂志——也是我担任主编的第一期——中听听艺术家和作者们如何看待权力。当他们掌握权力时，如何使用，而不至于滥用它。我希望重新唤醒再现/表征所蕴含的强大的战斗以及治愈力，找出更好地向这个世界展示它应有面貌的技巧。
里面有一些是我自从接触艺术以来就一直仰慕的人。南·戈丁（Nan Goldin）便是其中之一。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在一位艺术家朋友的书房碰到正无所事事的她。所有激动人心的发现可能来自偶然，比如借宿朋友家。那天晚上我的发现是《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那本书及其配套的幻灯片后来在不同的图书馆、画廊和美术馆一次又一次地击中我，提升我。它也许是我最爱的艺术作品，直至我看到戈丁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从那以后，我就等着她给我展示我的下一个最爱了。
无论什么时候，她给我们的都是她的真实。有时是美丽的平淡，有时是美丽的悲伤，通常无论如何都是美丽的。她在本期杂志中展示给我们的，就我来看，与美毫无关系。它牵扯到一种无法被超越的痛苦。戈丁的瘾也是我们的病，她所问责的那些势力中包括一个家族（译注：此处是指依靠生产强力止痛药奥施康定聚集了巨额财富的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该药物可导致严重上瘾），这个已经不那么私人的家族直接从他人难言的痛苦里赚取了高额利润。
有时候，你发现新的艺术家，他们的视野就像一份馈赠。前年冬天，我们在芝加哥过年时，听从我男朋友母亲的建议，去了一座经过改建的废弃银行大楼，看一场题为“Art aids America”的展览。我们在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双眼模糊，无论什么仿佛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果它没有那么抢眼，我可能就错过了：一面墙的照片，一看我就立刻觉得需要认识这位艺术家。她的名字是起亚·雷贝加（Kia LaBeija）。
上个月，当House of LaBeija的年轻母亲（译注：House的“领头人”通常被称作“母亲”或“父亲”）在她的伴侣Taina Larot和策展人Alex Fialho陪同下，来Artforum办公室准备她的作品集时，我产生了一种罕见的命中注定感。她的肖像照片里有某种奇妙和特别的东西。华服之下是最古老的创伤。她是一名全身心扮演自己的演员。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我救助和自我实现都感到厌倦，多年以来我对价值重估，对任何具有精神净化作用的东西也形成了某种也许不太健康的怀疑。我想，现在我可以跟这种怀疑说再见了。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