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进入一个空间，我都会想象它在讲述怎样的故事。我选择拍摄肖像的地点必须有很强的历史。五年前，还在新学院（New School）念书的时候，我开始在位于纽约地狱厨房（ Hellz Kitchen）的家中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我害怕失去这个我自小长大的公寓，所以我开始拍摄它。在我14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死于艾滋的并发症。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我学到了一点，那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向自己许诺，我要勇敢地讲出自己的故事。我明白再现的力量，我想要确保一点，就是那些生来携带艾滋病毒的孩子们的生活不会被简化成关于“母婴传播”的新闻报道里的寥寥几句。这个承诺在我名为“24”的个人肖像系列里达到了最顶点，24既是我开始创作这个系列时的年纪，也是我的公寓的楼层数字。
这些照片里的每一张都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和故事，它们被精心的编排和呈现，由此展开对一段非常独特的经历的探索。“24”中的作品首要再现对象是我携带HIV成长的经历中所面对的种种境况。我把那些痛苦的时刻变成了充满力量和魅力的图像。这是我试图留给世界一些坚实之物的方式——通过寻求不朽来击溃死亡。
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精通穿衣打扮之道了。我在一个剧场聚集的街区长大，邻居们会送给我各种各样的演出服。我想象着我长大之后会变成一个演员，但从来没想到我会扮演一个最棒的角色：我自己。当然了，“我自己”是一个持续深入和再生的场域。在我的大部分照片里，我是起亚·雷贝加（Kia Labeija）。我在2012年加入了“Iconic House of LaBeija”。夜生活以及house还有ballroom（ball和house都是源自美国LGBTQ群体的一种舞蹈文化）群体给我带来另外一种支持，而且也成为了我艺术的构成部分。在我所有的照片里，我都在用雷贝佳历史中那些精彩绚丽的元素来“vogue”。“Voguing”是一种净化运动（cathartic movement）或者说舞蹈风格，源自纽约的黑人以及拉丁裔LGBTQ群体。它和我的身体的契合度是其他任何风格无法企及的。这个词指的是《Vogue》杂志的摆拍造型，但它又不仅仅是摆造型：它关于自由，关于掌握自己的故事。当我“vogue”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要成为的人。我作品的起始点是对HIV的探索，但这并不是终点。HIV并不能定义我的作品或者我是谁。这只是我的治愈过程的开始。我已经度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阶段，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地绽放：永远漂亮地端坐，顽强地站立，并且为自己发声。
——由Alex Fialho采访整理
看医生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也非常私密，所以我很少谈及。我的第一位医生说我父母和我走进他办公室那天是他职业生涯中决定性瞬间。那是1994年，我四岁，此后我还会经常走进他的办公室。在这张照片里，他在给我抽血，这是每次我去都必经的过程。我穿着我毕业舞会的裙子，因为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没人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毕业舞会。这张照片的标题是《11》（Eleven），因为我拍下它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离开我十一年了。
当我变成一个正儿八经的摄影师之后，我曾经一度希望可以拍摄我跟我母亲的合影。我很愤怒我无法实现这点——但随后突然意识到，其实这是可行的。我选了一张我最喜欢的她的照片，然后把我们放在地板上。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地板上行走。而这里也是我经常拿着同一张照片祈祷她活下来，以及在她离去后痛哭的地方。
《在我的房间》（In My Room ）是我为了“24”系列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我儿时的卧室，当时我正因为HIV阳性而经历创伤和耻辱，但却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倾诉，尤其当我渐渐长大，开始约会的时候。照片里的小细节是我所爱。从我的房间，你可以看出我是怎样的人。
《丧吐》（Mourning Sickness）讲述了我在浴室里度过的那些时间，整个人躺在地板上，头晕目眩而且恶心想吐，因为我每天都在进行大量的药物治疗。这也使得我会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悼念我母亲的离世。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处理这些情绪，或许一辈子都会如此。
我受位于纽约哈莱姆的画室美术馆（ Studio Museum）委托，为美术馆的“哈莱姆明信片”（Harlem Postcards）系列制作作品。这张照片最后没有选入，但却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那栋楼是我在拜访我父亲那边的那些老姑婆们时常去的。她们经历过由南向北寻找机会的黑人大迁移（ Great Migration of Black）。我的这张照片是向她们致敬，纪念她们的抵达。这条裙子是我外婆的，但是行李箱来自一位老姑婆。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