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26日，一场6.1级的大地震毁了近80%的斯科普里城。斯科普里是今年才正式更名的北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不过在当时，她却是南斯拉夫第三大城市。一场规模前所未见的国际救援使得这座城市得以重建，从建筑的角度而言可谓领先时代，整体美学风格是超现代的（ultramodern），部分城市规划出自丹下健三这位老一辈代谢派（Metabolism）运动领军人之手。半个世纪后，在重建期间创建的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可谓全城所剩无几的野性主义（Brutalism）建筑之一——这座城市那些富有远见的建筑群和丰富的公共空间几乎已经全盘毁在“斯科普里2014”这项横扫一切的都市更新计划手上，这项计划的目标是把斯科普里这个地方改造成一座新古典主义的巴尔干拉斯维加斯。过去十年间，石膏包裹的保丽龙柱子和栏杆覆盖了现代主义的建筑外立面，殖民风格的广场上塞满了各式花哨的雕像，从查士丁尼一世到“Glitzy Girl”——一个卡通化的女性形象，穿着低胸迷你短裙，两只乳房呼之欲出。
“斯科普里2014”从2010年起正式启动，是当时的总理Nikola Gruevski鼓吹的重塑民族形象运动的门面工程（这位前总理已被迫辞职，并因非法购入一台价值70万美金、别号“坦克”的防弹奔驰车而面临两年监禁，现在逃）。这场广泛展开的城市改造运动是他推行的去除该国所有共产遗迹计划的一部分，转而强调其泛希腊文化属性，具体就体现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上（尽管这位征服者原本的马其顿王国实际上现在处在希腊境内，而此举进一步惹恼了共和国南边的邻居们，其反应就是对马其顿加入欧盟的请求投出反对票）。这个过程也被称作“古代化”（antiquization），背后还有另一层因素和目标，那就是通过遮盖奥斯曼帝国在斯科普里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否认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口（也就是穆斯林人口）在国家身份中的地位。
“斯科普里2014”让媚俗成为了新的城市名片。尽管在市中心建摩天轮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但是斯科普里还是成功地搞来了三艘花俏的“海盗船”，就停泊在浅浅的瓦尔达尔河上的矮桥间；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公共雕塑，包括八层楼高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出于对希腊方面的让步，名字定作“马背上的武士”；一座不知纪念什么胜利的凯旋门，但不妨碍上面刻着绝对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句话——来自出生于斯科普里的特蕾莎修女：世界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是堕胎！！！
反对“斯科普里2014”种种粗俗之举的公共抗议进行得既迅猛又正当，促使偏左的新政府——也是这个政府做出了让步，在国家的名字前添加了一个“北”字——渐渐废止了一些极其过分的城市改造项目。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担负起了构思和实行实际措施以修补损害的主要责任，包括建筑方面以及意识形态方面。作为2018年第60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马其顿馆的委任方，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请四组建筑师来想象推动城市进步的方法。最终的方案都着力于寻找将公共空间从新的城市规划中解放出来的途径，而不仅仅是重现曾经作为该城标志的晚期现代主义遗产。毕竟，无可否认的一个矛盾是，“斯科普里2014”是从内部发起的国家形象建设，而在1960年代将野性主义带进这座城市中心的（包括美术馆自身）也是一种美学嫁接：一种来自外部的、合作的力量，力图使共和国的首都属于整个世界。
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号召各国援助斯科普里重建，大约超过80个国家参与其中，捐助了帐篷、药品，协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甚至包括歌剧院，这也为斯科普里这座城市赢得了“国际大团结之城”（City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绰号。这种全球性的慷慨精神一部分源自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日渐重要的地位，但另外一个因素更直接地引发了这种席卷全球的狂热反应：斯科普里大地震是电视时代发生的最早的自然灾害之一。再加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媒体智慧——铁托曾经私人招待过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夫妇，坚持让这位英国男明星在一部南斯拉夫大制作电影里扮演他——使得斯科普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对象，她既是一个景观，也是一项共同的使命。当时萨特和波伏娃正在这座城市度假，针对这种对悲剧的狂热回应，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宣言：“斯科普里不是一部电影，不是一部我们猜测其剧情发展的惊悚片。她是人类争取自由的集中表现，她带来的影响是启发了更多的斗争，而且绝不接受失败。”
修建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在地震之前就已经萌芽，现在一群支持者抓住了媒体曝光的机会，继续宣扬他们的主张。1963年10月，一群由批评家和艺术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纽约的国际造型艺术联合大会（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lastic Art），请求全世界向斯科普里捐献艺术品。艺术史学家Boris Petkovski——他随后成为了该美术馆的创始总监——充满热情地亲自致信毕加索和亚历山大·考尔德，请求他们捐献作品，这两位艺术家的参与带来了如洪水一般涌入的赠品。如此巨量的作品需要一个合适的安置之地，于是美术馆于1964年2月正式成立了。到了1967年，美术馆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一千件作品；197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美术馆在位于凯尔山顶的新场馆首次展出了这些藏品。美术馆面积将近五万五千平方英尺，由白色大理石和混凝土建成，这栋建筑由波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设计则是由绰号“老虎”的华沙设计团体（包括Wacław Kłyszewski、Jerzy Mokrzyn´ski, 和Eugeniusz Wierzbicki）完成。
不难想象，美术馆的藏品——现在有差不多五万件作品——五花八门，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极不平均，但却未必对应了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巴西、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分别赠送了数千件作品，而奥地利、保加利亚、西班牙和瑞士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其中的存在感极弱。你可以看到克罗地亚大师级艺术家Ivan Kožarić的作品和恩·格里戈里斯丘（Ion Grigorescu）、梅拉·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克里斯托（Christo）、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皮埃尔·苏拉吉（Pierre Soulages）、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以及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的作品并置——卡茨捐赠了一件肯内特·库奇（Kenneth Koch）肖像。
馆藏中有一件令人惊叹的艾伦·丹卡洛（Allan D’Arcangelo）的混合媒介拼贴绘画，一件路易·卡姆尼特尔（Luis Camnitzer）充满想象力的蚀刻画，希拉·希克斯（Sheila Hicks）的金黄色纤维编织的曼陀罗图样——她1976年时曾在美术馆举办个展。考尔德的一件红色动态雕塑（以及一件献给斯科普里的水粉画）和毕加索精彩绝伦的《女人头像》（Head of a Woman，1963）。美术馆与当时南斯拉夫姐妹城市如卢布尔雅那和里耶卡的设计双年展的合作关系也让它拥有了斯洛文尼亚印刷艺术家Metka Krašovec、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和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画家萨拉·谢尔曼（Sarai Sherman）的作品收藏。谢尔曼曾于1965年在该馆举办展览。馆藏中还包括一幅她1960年的作品，名为《兄弟守护者》（Brother’s Keeper），画的是次年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们。有意思的是，谢尔曼的这场红色聚会的中心放在了年轻的卡斯特罗身上（而不是铁托），不过也难怪，卡斯特罗向来都充当着任何党派/派对的活力之源，无论结盟还是不结盟。
任何轰动一时的奇观都有消停的时候。到1977年，当馆内策展人Sonja Abadžieva从Petkovski那里接过总监一职时，斯科普里早已不是头条新闻，捐赠也已经大大减少。Abadžieva将机构的方向调整到购入马其顿艺术家的作品，承担起给予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接受。2014年，美术馆经过数年整修之后重新面向公众（翻新的资金支持来自意大利政府），举办了五十周年纪念展“团结——未完成的计划？”（Solidarity—An Incomplete Project?），展示了馆藏中的约300件作品。尽管这些藏品背后有着非凡的来历和故事，这些展出的作品却是按照观念或者媒介来分类，看起来更像是传统的沙龙展，没有提供任何语境和背景。
现任美术馆总监（长期从事策展工作的）Mira Gacina于2017年上任，她决定强调美术馆收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面向，即人的关系：“毕竟，你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看到毕加索。”当美国大使馆向她提议举办一次馆藏中美国艺术家作品的展览时，Gacina联系了Anna Kats，她作为纽约MoMA的展览“朝向一个坚实的乌托邦：南斯拉夫的建筑”（Towards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的助理策展人曾经在斯科普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显然，重新梳理美术馆的建成史的时机已经成熟。Kats和美术馆内的策展人Kumjana Novakova一起策划了“斯科普里复兴”（Skopje Resurgent），这个展览把档案和馆内的其他藏品放置在一起进行思考。展览于本月开幕，将来自馆藏的罕见作品（包括前文提到的希克斯、Krašovec以及谢尔曼的作品）和Petkovski当时与艺术家的通信，以及请柬、海报、新闻素材和批评反馈并置展出。
当然了，我们还是不禁会去想：这些团结精神都去了哪里？一位参加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马其顿馆项目的建筑师感叹，“斯科普里2014”之所以能够如此彻底地侵蚀城市中心是因为，在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虽然修建了公共空间，但却缺少能够维系这些公共空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对我们来说，公共空间是建筑之间留出的空间，而不是那些建筑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斯科普里的遗产再次与自身的废墟遭遇了，“斯科普里复兴”希冀重燃团结精神，这种团结精神比之国家间的空间更为宽广。
凯特·萨顿是《艺术论坛》杂志国际展评部分的联合编辑。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