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的无症状传播揭示出维持治安（policing）与保护民众（protecting）之间的巨大鸿沟。无论是对机场等待接受筛查的旅客进行管控，还是潜伏在纽约地铁闸机附近抓捕逃票者并将他们送进监狱，在所有病毒流行的地方，执法人员都在制造而非控制健康风险。相反，由于一些司法管辖区（如费城）已不再拘捕非暴力犯罪者，我们有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一旦危机减退，对轻微违法人员进行拘捕是否还会被认为有助于加强公共安全。
当“治安”（police）一词的多种变体最初在十八世纪经过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帕特里克·柯洪（Patrick Colquhou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首次进入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时，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治安与保护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治安指的是主权者或族长的前瞻性特权，他们的职责便是通过行使该特权来实行保护，保护对象是他们的家庭，包括各种家庭成员和他们关心的不同问题。（意指家庭的拉丁语单词“domus”既是“家庭的/domestic”也是“统治/dominate”的词根。而意指家主的单词“dominus”与“domus”的关系即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家庭是有弹性的。它可能是一片小小的封地，也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原生国家。在涉及到保护时，这种弹性很有用：被统治的既包括人，也包括物。虽然今天的“家庭”被概念化为一个地点，但之前这个词强调的是关系，一种关乎忠诚和义务的等级制度。在早期现代政治哲学中，保护的能力是由主权者识别出当下和未来对其家庭安全的威胁，并决定如何压制这些威胁的能力决定的。通过以这种方式保护家庭，他致力于使家庭的福利最大化。治安指的就是这个过程，即对可能危及或提高家庭福利的各类对象的管理。
我们现在对“家庭”这个词的使用方法与之前已经不完全相同。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一个带有希腊语词根的词来表达差不多的意思：经济（economy）。因此，正如法律学者马库斯·D·达博（Markus D. Dubber）指出的（该观点引述自布莱克斯通于1769年提出的概念）：“治安意指为了维持‘适当的规则与内部秩序’（public police and oeconomy）而将国家视为一个家庭治理。”如果“家庭”概念暗示了家主或族长的存在，当代对“经济”这个词的使用——不附带“治安”——则否认了任何有关谁、如何或为什么治理的问题。
治安与保护之间的分歧始于18世纪。就在哲学家们提出一种与经济相关联的治安概念的同时，经济与国家都面临着划时代的变革。那是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诞生的时代。现在，福利的推进带上了一种新的、关系性的意味——这种关系是零和（zero-sum）性质的。一极的最大化意味着另一极的贫困化。对某些人的福利是对大多数人的剥夺。
实施这一社会逻辑需要改变日常生活：取消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禁止使用共有的资源和休耕的土地。过去，沼泽为家禽提供食物，森林为炉灶提供火种，现在沼泽和森林都被圈为私有，被测量，被分割。那些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那些守护它们并被它们养育的人们已经无法获得这些资源。除了支付给新兴无产阶级的微薄工资，他们无法再获得他们的祖辈曾共同享有的资源。事实上，这些无产阶级不得不从事排干或砍伐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沼泽和森林的工作。
那么这种明显不公的局面是如何产生并得以维持的呢？警察治安。
“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842年，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提及普鲁士森林警察时这样写道。要让森林所有权能产生利润，就必须依赖于量化科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控制和治安学。在哲学上，二者并无太大区别。而在现实中，治安警察将成为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
从亚当·斯密在苏格兰撰写有关治安的论述到马克思被警察赶出德国的八十多年间，一场戏剧性的转变发生了。“Police”从一种活动转变成一种机构，目的是提高工人生产力。在工厂里，胆敢把下脚料带回家的工人被贴上“贼”的标签。休闲成为一种奢侈。贫穷和流浪（游手好闲）成了犯罪行为。政治理论家马克·尼奥克利乌斯（Mark Neocleous）指出，“警察的职责是杜撰一种雇佣劳动力的秩序，并据此来管治贫困阶层。”那些继续构筑我们生活的不公正的社会差异——例如种族——所依赖的便是上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治安实践。
管理经济需要什么？通过对警察治安的思考，我们能够把家庭与工厂、监狱与种植园、城市与殖民地联系起来。这些都需要相对应的内部规划和管理，即政治经济学，才能被组装进构成混杂、无规划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现在，这个系统摇摇欲坠。警察迄今仍然坚决地维护着已然过时的秩序，他们继续执行着旧的逮捕令，对轻罪判刑，但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监狱和拘留所肆虐，这些轻罪可能会变成死罪。
保护家庭福利意义上的治安权力概念与父权制密不可分。如果说治安这个词的旧有意义中还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那就是对共同福祉而非个人福祉的现在和未来的威胁的关注。当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全球各地把惊慌失措的人们和病人关起来、实施宵禁、镇压“公民动乱”的苗头，同时继续他们的日常执法时，我们矛盾的当务之急开始显得既明确又紧迫：当下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保护集体免受警力侵害的治安力量。
斯图尔特·施雷德（Stuart Schrade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师及种族主义、移民和公民项目副主管。他是《无国界警徽：全球反叛乱如何改变美国警务》（Badges Without Borders: How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cing，加州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的作者。
文／ 斯图尔特·施雷德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