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我们可以直接归纳为“移民经验”的东西，但每个有过移民经验的人一定都熟悉，日常的误解如何揭示出不同的文化构造，或是如何运用幽默来缓解痛苦。什么时候去跟新邻居打招呼才是合适的？“你好吗”这个问题需不需要认真回答？如果一直拉着窗帘，会不会让邻居觉得很可疑？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相对的，或仅仅取决于个人喜好，然而一个人对这些日常情境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难以言喻的民族属性。虽然新的文化可以当成一门科学来学，但仍有一些特质标志着我们的不同，一些关乎我们是谁、来自哪里，以及我们的外表的因素。
中国出生，现居荷兰的艺术家王伊芙苓韬程以真实性（authenticity）以及我们如何表演真实性为素材，创作实践覆盖了装置、行为、影像、雕塑以及多种不同风格的绘画。她的作品常常触及“荷兰性”和“德国性”，对移民和归属的观察在其中与构成我们自我认知的其他核心元素（比如性别，阶级表现或我们的风格感）彼此关联。她在处理这些棘手话题时并没有采用对抗的方式，而是借助幽默和诗意来探讨文化同化和性别表达等主题，常在作品里引述艺术史、语言习得、文学（她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张爱玲和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以及具身经验（比如阳光如何透过阿姆斯特丹冬宫博物馆17世纪的窗户照射进来）。王伊芙苓韬程会刻意强调个人外表和物质财产——她的作品经常涉及服装品牌，也会用衣服和纺织品作材料——这与过去五十年来的很多欧美艺术创作方式相悖，后者常常立足于理论上客观中立的观念主义以及对批判性的理性诉求。谈到她在法兰克福施泰德艺术学院（Städelschule）的导师，王伊芙苓韬程说他们的分析方法让她感到惊讶，有一位（白人男性）老师“甚至可以解释什么是美”。而在她看来，创造美的条件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当它们被说出来时，魔咒就打破了。
新作《传播优雅》（Spreading Elegance，2019）完全基于艺术家对品牌agnès b的感情，在Facebook上，王伊芙苓韬程用她精心收藏的该品牌服装换取朋友们的手写信。她将这些信与自己为这些衣服拍的照片或者画的画以桌面展示台的形式陈列在一起。每张桌子专用于一件来自王伊芙苓韬程收藏的衣服，桌上的物件被一盏小台灯照亮，桌边还有一张凳子。agnès b简单、低调的女性气质在很多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女性，（据艺术家所言）尤其是亚洲女性眼里，象征着她们理想中的欧洲都市风格。这件作品的关键藏在其中一封信里，一位朋友在信中描述了一开始对项目的保留意见：“这个关于agnès b的项目是不是有点肤浅？”朋友写道。“里面只有时尚、衣服、资本主义——缺少实质内容和批判性观点。”但她很快回过神来。“当我去画廊看展览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怎样成为某某人？任何人如何成为某某人？” 王伊芙苓韬程认为，成为某人，与其说意味着表达某种真实的内在或自我，不如说是重新发现和游戏的过程，是愉悦地假装或扮演的过程。
1981年出生于成都的王伊芙苓韬程在高中时期了解到苏联现实主义、俄罗斯前卫艺术和欧洲现代主义。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她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书法、山水画，以及数学和英语。2007年，当时居住在上海的王伊芙苓韬程离开中国前往德国参加驻留项目，在那里她遇到了艺术家莫妮卡·贝尔（Monika Baer），后者建议她进入著名的施泰德艺术学院学习。
毕业后，王伊芙苓韬程成为阿姆斯特丹De Ateliers的驻留艺术家，自2012年起她移居荷兰，此后一直生活在那里。所有荷兰的新移民都能证明，学习荷兰语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因为复杂的语法和各种喉音技巧，还因为所有荷兰人都过分友好，坚持对所有外国人说英语。实际上，王伊芙苓韬程在荷兰生活了数年后才第一次感受到“沉浸在”荷兰语中是什么感觉。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路德博物馆听音乐会时，她遇到了一群只会说荷兰语的当地老人，她发现这段经历让她有种融入荷兰社会的感觉。此后不久，王伊芙苓韬程通过电子邮件宣布，她要开始一场一年内只说荷兰语或德语的行为表演，在机构展览中共事的朋友和策展人如果不会说这些语言，必须聘请翻译与她合作。沟通上的坎坷、错误和展览筹备的延误接踵而至，凸显了英语作为艺术界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但更重要的是，王伊芙苓韬程的行为巧妙地对一个体制系统提出了挑战，该系统鼓励艺术家同时占据两个彼此矛盾、不可调和的位置：既是从外向内观察社会的局外人，又是能够勤勉地管理好自身创作的局内人。
王伊芙苓韬程一直对鉴藏印章很感兴趣。在中国书画中，鉴藏印被用来证明作品的权威性，表示其遵循了严格的传统规范。她想，是不是可以自己制作印章，绕过所有繁琐的构图规则——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会嘲笑这种小伎俩，她说。由此产生的画作成为了她的艺术实践的基础。这些作品结合了中国山水画技巧、宣纸卷轴、她的“假”鉴藏印、拼贴和书法。2020年，艺术家为在阿姆斯特丹冬宫举办的展览“Het bloemblaadje, dat tijdens het ochtendkrieken was gevallen, paktte ik op in de avondschemering”（展览标题有意地包含了语法错误，译为“我在傍晚的暮色中捡起黎明时分掉落的花瓣”）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她将自己融入荷兰社会的过程中的产物，比如荷兰语作业，与描绘荷兰日常用品的绘画相结合：比如华丽的铸铁栏杆和荷兰标志性山形墙等建筑元素、荷兰小吃油炸面球（oliebollen）以及卖油炸面球的餐车上的人造吊灯。这些宣纸水彩画上还描绘了一些吃油炸面球的动物，它们的形象取自清代画作，以红、黄、蓝三色呈现，向蒙德里安致敬。所有画作上都有王伊芙苓韬程的鉴藏章——其中一个是她的名字首字母，还有一个是下方写着单词move的乌龟。
在最近于杜塞尔多夫莱茵兰与威斯塔法伦艺术协会（Kunstverein für die Rheinlande und Westfalen）举办的展览“读后感”（Reflection Paper）中，王伊芙苓韬程展出了更多宣纸卷轴画作，包括26英尺长的《巴赫曼小册子````归还遗失的皮包》（Booklet of BachmannLost Leather Shoulder Bag Refund，2020），讲述了一个遗失的手提包的故事：在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做驻留艺术家时，王伊芙苓韬程将她的一个Longchamp包遗落在一间咖啡馆里。一位好心的市民发现后将其交给了警方，警方随后将包还给了她，并附上一份长达5页的报告。王伊芙苓韬程将这份报告和归还的包的照片拼贴在宣纸卷轴上，上面画了莱茵草原上羊群吃草的田园场景。在很多类似这样的作品中，王伊芙苓韬程的绘画线条几乎就像精湛的蚀刻版画，以一种幽灵般的冷漠在画面上浮现又消失。这种效果也延续在她模仿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的画作上，展厅被这些画作包围，甚至延伸到了地板上。它们既是尽职的复制品，牌子上注明了原作的标题，也是俏皮的翻版，画面上印有鉴藏章，而且艺术家称它们为“海报”。
和她的大多数展览一样，王伊芙苓韬程的杜塞尔多夫展览邀请观众真的坐下来思考。展览中还有四件受张爱玲启发的影像作品。艺术家一直被女性现代主义者所吸引，尤其是她们时常唤起的感伤情绪。这些创作于2013至14年的影像以一种自觉业余的、印象主义的方式，将张爱玲的文字与转瞬即逝的画面相结合。在动物园拍摄的《读后感之四》（Reflection Paper no. 4）源自张爱玲对婚姻、育儿和被囚禁的感受的写作：“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展览中的其他作品囊括了很多不同的媒介：遮阳板等建筑元素、一个铺在地上的血红色的巨型纸子宫，以及一组挂满了可以当衣服穿的大号奶奶内裤（也出现在了画作《奶奶！》（Granny!，2020）中）。王伊芙苓韬程将模仿艾格尼丝·马丁的画作布置在常见于古典园林中的月亮门周围。她将展览本身描述为一个花园，一个封闭的思考空间——一个能够在自身内部产生生命的隐喻性子宫。我们为自己设想的生活——无论是在遥远的国度，还是像青蛙王子一样的转变，我们会假装已经实现，直到真的实现——对王伊芙苓韬程来说都是一件在持续形成中的事。
凯伦·阿契（Karen Archey）是一名艺术评论者，也是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当代艺术策展人。
文／ 凯伦·阿契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