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骨时装设计师和不倦的社会行动者，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拥有将各种极端事物缝合在一起的才能：叛逆与传统，解构与工艺。韦斯特伍德出生于英格兰德比郡，原名薇薇安·伊莎贝尔·斯怀尔（Vivienne Isabel Swire），曾担任小学教师多年，之后与第二任丈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开创了后来演变成朋克运动的风格、声音和态度。在长达6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对历史和激进政治的投入始终渗透在作品中。她于去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81岁，世界也因此失去了最后的伟大反叛者之一。在下文中，写作者德里克·麦科马克与设计师帕特里克·迪卡普里奥、希拉里·泰穆尔、芭芭拉·桑切斯-凯恩和安德烈·沃克回顾了韦斯特伍德的非凡人生和成就。
德里克·麦科马克（DEREK McCORMACK）
“别再说蠢话了。”
我写下这句指令是为了纪念薇薇安·韦斯特伍德。
别再说关于时尚的蠢话了。
我写下这句指令是因为韦斯特伍德喜欢写指令——她会把它们印在T恤上，其中最有名的是“破坏”（DESTROY）。我要让这篇纪念文章成为我的“破坏”T恤。
别再说关于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蠢话了——她鄙视愚蠢。
我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喜欢韦斯特伍德的指令让我去做的事情：摧毁女王，摧毁国家，摧毁资本主义，摧毁愚蠢的音乐，摧毁愚蠢的时尚。我希望她曾说过：摧毁愚蠢的时尚写作！我欣赏这种态度：如果你同意她，你就是聪明的，如果不同意，那就滚蛋。
别再说你喜欢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了——她讨厌你。
我在我的指令中要求你，我的时尚爱好者朋友们，别再说那些关于她的陈词滥调了——提出不可能的要求（demanding the impossible）也是她的指令之一。我请你别再说她是女神，朋克教母，英国真正的女王——这些老套的说法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这些东西以及其它一切东西，对上帝，对帝国，甚至对《Vogue》说滚蛋：像她那样破坏它们——用不同的词来摧毁他们的词。
她用的词多么恶毒！多么令人恼怒的声明！1978年，在看了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庆典》（Jubilee）后，她给他寄了封“信”——实际上是一篇冗长的文章，她把它印在T恤上，并在她和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共同拥有的店里售卖：“我去看了一次这电影，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无聊也最恶心的电影，”她写道。“我宁愿把这些华丽的玩意儿和盯着钻石看当作是gay男孩们（你本来就是）爱打扮和装模作样的游戏。（他那两条腿中间有鸡巴吗还是没有？之类的东西）……”
重要的是：这件T恤上全是文字。韦斯特伍德和麦克拉伦在他们店里制作的衣服首次将文学文本和纺织品结合起来。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从来没人这么做过（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这么做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文字能不能把衣服搞砸，或者衣服能不能把文字搞砸，一方能否破坏或摧毁另一方——多么朋克！他们这么做是想着，或许可以从破坏中创造新的字词和衣服——这不正是他们的信条，要破坏文化吗？这不就意味着他们既可以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批评者吗——作为批评的时装设计和作为设计的时装设计？
我有没有证据？我的证据就是滚你的蛋！
如果你不知道韦斯特伍德的故事，那就他妈的去读本书。薇薇安·斯怀尔1941年出生在在英国中部的廷特韦斯尔镇（Tintwistle），我听说正确的发音应该是“廷瑟尔”（Tinsel）。她的父亲斯怀尔先生是一名店主，母亲在一家棉花厂工作。斯怀尔夫人在家里堆满了布料和装饰品——她会给自己做跳舞的裙子，后来她的女儿也这么做。还有哪位设计师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如此惊艳？还有比韦斯特伍德本人更适合穿韦斯特伍德的衣服的模特吗？
如果你不知道麦克拉伦的故事，那就他妈的去读本书。他在伦敦遇到薇薇安的时候自称是一个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那是1965年，他19岁，她24岁。他是美院学生，她和当时的丈夫德里克·韦斯特伍德（Derek Westwood）住在一起，有一个婴儿，有一份教小孩的工作。她爱上了麦克拉伦，为了他离开了丈夫和学校，成为他生活和时尚事业的伙伴——尽管她从未真正停止教学。还有哪位设计师像她一样对自己做的和没做的东西如此吹毛求疵？还有哪位设计师发出过这么多可怕指令吗？
在他的帮助下，她成为了后来的她：设计师、破坏者、指挥者。
1971年，他们在国王路430号开了一家名为“尽情摇滚”（Let It Rock）的店，专门为当时的泰迪男孩（teddy boys），也就是早期摇滚乐的死忠粉提供服装。麦克拉伦觉得他们是最后一代真正的青少年革命者。他负责去找一些50年代的滞销存货、烟管裤（drainpipe trousers）、垂坠外套（drape coat）、厚底牛津鞋（brothel creeper）；她对它们进行改造，复制，或者把一些布料剪开再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拼接在一起，变成新的东西。
1972年，他们厌倦了泰迪男孩，把店名改成了“活得太快，死得太早”（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Die），卖一些s/m和《皮革男孩》（The Leather Boys）风格的东西，还有用鸡骨头或者马桶水箱链条拼成PERV或ROCK字样的T恤。这些衣服和饰品证实了两人对废品的喜爱，也证实了他们对以文字为特色的时装的喜爱。
1974年，厌倦了机车风格后，他们又把店名改成“性”（Sex），出售乳胶、皮革、橡胶、乙烯材质的服装。店内墙上装饰着法语的标语，包括居伊·德波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的口号：“铺路石下是海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和“把你想要的当成现实”（Prends ce que tu désirs pour la réalité）。T恤上印着裸露生殖器的同性恋牛仔的图像，或者像“剑桥强奸犯”（Cambridge Rapist）那种带着黑色皮头套的人物头像——但也有文字的部分。两人在印着牛仔的T恤上加了一点对话作为“图说”（après la lettre）——或者是“在字母主义之后”（après le Lettrisme）？他们最后卖了不同版本的“剑桥强奸犯”T恤：其中最有名的是把他的这个小报名字印在头像上，仿佛他是个摇滚歌手，仿佛他是“国王”或者“杀手”乐队。
你可以说T恤上的文字是为了传达些什么，但你这么想的话就错了。这不是为了传达，这是一种景观（spectacle）。T恤是一种糟糕的信息传达媒介：你可以印口号在上面，但必须要简单扼要——路人不会把你拦住，仔细阅读你要表达的东西。所以麦克拉伦和韦斯特伍德的做法是反常的——他们做得太多太远了：他们会缝制一些T恤——有些在乳头处撕开，有的在乳头处缝上拉链——然后在上面丝网印刷一段来自亚历山大·特洛奇（Alexander Trocchi）的文本：“我痛苦呻吟着，他移开了劈裂我的东西，减轻了压力，然后，他巨大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臀部，我的金发在黑暗的木头上形成一片池塘……”
1976年，又对“性”厌倦后，商店再次更名为“煽动分子”（Seditionaries）。性手枪（The Sex Pistols）成为了驻店乐队——麦克拉伦当他们的经纪人（有时候是帮倒忙），韦斯特伍德负责制作他们的服装：“破坏”T恤、绷带裤（bondage trousers）、奇形怪状的马海毛毛衣。我尤其钟爱这一时期的一件T恤，现在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T恤上印着一幅19世纪的《雾都孤儿》插画，下方用木棍蘸墨水写着：
“他们是狄更斯式的淘气鬼，衣衫褴褛，满脸麻子，在雾气弥漫灯光昏暗的伦敦街头游荡，抢劫……放火烧毁建筑物，殴打穿金戴银的老人。狠狠欺负有钱人。所到之处，大闹天宫。一些穷小孩帮派会跳上烧焦废墟中的桌子，用燃烧的火把演奏摇滚乐，对着尖叫蹦跳的疯狂群众。他们大喊‘无政府’，其中一个帮派称自己为‘性手枪’……”
我想知道：凯西·阿克（Kathy Acker）有没有读过或者穿过这件衣服？我想知道：读和穿有什么区别？
后来，这家店在1980年变成了“世界尽头”（Worlds End）。他们在1981年第一次走上T台，展示了“海盗”（Pirate）系列。也是在这一年，他们不再是恋人。1984年，他们终止了合作。他努力成为音乐明星，她努力一个人成为伟大的设计师，后来她的下一任丈夫安德烈亚斯·克朗萨勒（Andreas Kronthaler）加入她的事业。他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而她的成功是疯狂的。指令不断更新：过好生活，少买点东西。T恤没那么粗俗了，但文学性继续渗透在她的衣服中。在1983-84年的“女巫”（Witches）系列中，她展示了模仿大理石花纹书籍衬页的布料。还有一个系列的灵感部分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但说实话，韦斯特伍德的很多秀和一系列香水中都有爱丽丝的影子（她的香水名称包括俏皮爱丽丝[Cheeky Alice]，轻佻爱丽丝[Flirty Alice]，淘气爱丽丝[Naughty Alice]，阳光爱丽丝[Sunny Alice]）。她认为这本书给孩子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一切都是相对的。爱丽丝把手放在头上，想看看自己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但她的手不也在变大变小吗？爱丽丝的衣服也变大又变小了——她的衣服变成了身体吗？变成了她的身体吗？我想到韦斯特伍德如何将袖孔后移，或是将领口开得靠近肩膀，或用裙撑拉长臀部，或捏出胸部：这些似乎都是为成年的爱丽丝所做的调整，为了从身体性中解放出来的身体，被书本覆盖的身体。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在1993-94年秋冬韦斯特伍德的“英国疯”（Anglomania）秀上摔倒时穿的9英寸高跟鞋——它们并不会太高；对于可能神奇地变大的人来说，这是完美的高度。它们不是高跟鞋，它们是兔子洞。韦斯特伍德是疯帽子、红心皇后和柴郡猫。我在这儿作为一个蛋糕来传达她的最后指令：吃掉我。
德里克·麦科马克最新的著作包括小说《基佬城堡》（Castle Faggot）和时尚散文集《朱迪·布莱姆讣告》（Judy Blame's Obituary）。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和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书。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BÁRBARA SÁNCHEZ-KANE）
薇薇安并没有占领一个特定的位置，她揭示了扭曲可能性的新方法。
她的远见就像野生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散，长成了地下异见花园。
我知道，这些花园将爆发开来，鼓励更多的人萌芽。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是一位现居墨西哥城的服装设计师和艺术家。
帕特里克·迪卡普里奥（PATRIC DICAPRIO）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是我的三位一体的一部分：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川久保玲（Rei Kawakubo），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她代表着两极对立的统一：诚实+神秘，未来主义+历史，轻声细语+郑重其事，颠覆+尊重，严肃+俏皮。
几年前，当我发现她1982年的“Punkature”秀的影像时，我对薇薇安的痴迷更加坚定了。我大为震惊。这些衣服看起来又旧又破，仿佛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模特们以自己的节奏走上T台：一些人边悠闲踱步边挑逗人群，一些人独自或三三两两地小跑着。这场秀有一种紧迫感，仿佛薇薇安和模特们一分钟都等不急地想要向世界发布这个系列。观众们开心地笑着。气氛俏皮，如乌托邦一般，仿佛在说：“想象如果时尚（或世界）可以如此轻松、简单和美丽。”影片后面有这场秀结束之后她接受采访的片段，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是不是刚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通过之前的舞台表演，薇薇安是不是被引向了神圣领域，说出一些难以理解的话？
当我发现这段影像时，我已经成立了Vaquera，但还没有办过秀。我一直认为秀场是做作、功利、难以接近的。但“Punkature”证明了相反的可能性。这场秀上所有的人和信息都让我感同身受。在不知不觉中，Vaquera就预定了教堂，中餐馆和拳击馆作为我们的秀场。我们成为了一个因秀闻名的品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薇薇安，尤其是那段影像。
帕特里克·迪卡普里奥是一位现居纽约的服装设计师和Vaquera的创始人兼创意总监。
希拉里·泰穆尔（Hillary Taymour）
我一直深受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行动主义的启发。我记得她2013春夏的一件气候革命的T恤照片让我大开眼界。她在各个方面都是先驱者：比如拥有一个大型时尚品牌，但告诉消费者要少买东西，要更认真更积极，这个简单的想法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你看到她的作品时你就懂了。时尚和政治基本上是无法平衡的，她为我们这些设计师铺平了道路，将故事延续下去。很少有设计师不是在模仿文化而是创造文化。韦斯特伍德将永远是时尚界的英雄。
希拉里·泰穆尔是时尚品牌Collina Strada的创始设计师。
安德烈·沃克（Andre Walker）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从哪儿开始呢？我这位写作者出生在伦敦米德尔塞克斯的温布利，父母是牙买加人，六七岁时搬到布鲁克林，在那儿长大。纽约卡纳西（Canarsie）和伦敦国王路虽然文化上相差甚远，但这不妨碍我的理发师妈妈订阅的《W》杂志每周送到我们位于东96街的家门口。我在上面看到了格子绷带裤，最白的皮肤，疯狂的粉色红色和蓝色头发。那是1976年。 安全别针穿孔让人印象深刻。没想到与尿布和手工DIY服装相关的东西会成为反叛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并以多种方式持续影响着高级时装。“煽动分子”卖的上衣和类似芬兰汤姆（Tom of Finland）的形象也让我产生共鸣，这些与朋克关联起来的男男图像让我大受震撼。
薇薇安和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投入与产出的颠覆性远远超出了可统计的范围：它们如此坦率又有启发性，与当时发生的一切都不同。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报道的，《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还是《SoHo周报》（SoHo Weekly News），当时基姆·哈斯特雷特（Kim Hastreiter）在那里当时尚编辑，他也是我的导师和好友。韦斯特伍德-麦克拉伦的英式入侵很快在市区的文化泡沫中占据上风。1980-1981年，在我通过《W》杂志了解薇薇安五年之后，朋克成为主流，但即将让位于新浪漫主义美学（Neo Romantic）。我只知道朋克已死，新浪潮（New Wave）——即朋克意识形态的商业化——是必然的，新奇才是关键。
我在布鲁克林技术高中上学时遇到了一群被称为“鼠党”（Rat Pack）的女孩，他们向我介绍了Rock Lounge, Botany和Club A。令人惊羡的Kool Lady Blue, 又称Ruza Blue，把她备受追捧的周五夜“钢铁之轮”（Wheels of Steel）派对带到了纽约Roxy俱乐部，同时她也经营着薇薇安和马尔科姆在纽约王子街的“世界尽头”二店。所以薇薇安的衣服不仅有了一个平台，还有了展示的场所。我会去那儿穿锦缎的海盗裤和背心，波浪印花的围巾和T恤，还有“泥土乡愁”（Nostalgia of Mud）系列的渔网背心。所有这些衣服是它们自己的实体，它们永远巩固了我对衣服的可能性的看法。
想象一下，当我还是青少年时就直接吸收了所有这一切。这些衣服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比我在意大利版《Vogue》、《Blitz》、日本时尚杂志《流行通信》（Ryuko Tsushin）或我们的圣经《I-D》杂志上看到的T台照片更棒。这些衣服激发了我全身心的投入和某种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意识又被它们凌乱而丰富华丽和反常的存在所缓和。天啊，当她为1981-82年的“海盗”系列挑选布料时，我多么希望我也在场。
很难准确回忆出我是如何认识薇薇安和马尔科姆的，但马尔科姆曾在纽约挖掘到很多当地人才，而我当时都在翘课，大部分时间都在俱乐部和苏珊妮·巴奇（Susanne Bartsch）的店以及“世界尽头”二店度过。1983年，我第二次去巴黎参加时装秀，我的女友和缪斯莱斯莉·马凯萨（Leslie Macayza）被邀请为“女巫”系列走秀——她之前曾为薇薇安和马尔科姆的“水牛女孩”（Buffalo Gals）当模特，而我忙着在缝纫机上制作泳装。薇薇安的即兴自然让我对她充满好感，我当时已经在业余地和朋友们尝试自己的时装秀了。我记得薇薇安说话时的表情。她似乎总是在质疑一切。
还有很多话可以说。薇薇安是反叛者中的反叛者，她的衣服被赋予了历史性，个人技能和直觉。这些衣服打开了我们的感知，鼓励我们思考。她小学教师的背景是合理的。她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作品是无可挑剔的，可以回答所有的疑问。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一个在社群里较有观察力和知名度的存在。这些想法是为了向我对薇薇安不灭的爱致敬，她与马尔科姆的合作激励了我，让我保持对作为表达工具的时尚的痴迷。
安德烈·沃克是一位服装设计师，现居纽约。
文／ 德里克·麦科马克，帕特里克·迪卡普里奥，希拉里·泰穆尔，芭芭拉·桑切斯-凯恩，安德烈·沃克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