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24年9月刊

表演

修女也疯狂

弗洛伦蒂娜·霍尔辛格,《SANCTA》,2024. 德国什未林梅克伦堡国家剧院排练现场,2024年5月. 摄影:Nicole Marianna Wytyczak.

有时候大家会说,天主教徒是最变态的。对于我们这些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我来自巴伐利亚——即使从小就以“反宗教”的态度被抚养长大,一生中仍要与内化的教会道德和罪感政治的影响作斗争。我在维也纳观看了奥地利编舞家弗洛伦蒂娜·霍尔辛格(Florentina Holzinger)的最新作品《SANCTA》(2024),一周后,我和她在午餐时讨论了这个问题,她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艺术实践中的一部分。《SANCTA》于5月30日在德国什未林(Schwerin)的梅克伦堡国家剧院(Mecklenburg State Theater)首演,6 月初在维也纳艺术节上演。在这部新作中,霍尔辛格首次直接将天主教作为主题。

霍尔辛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编舞家,在勒内·波勒施(René Pollesch)于2021年将她引荐至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之前,她已经在欧洲舞蹈和表演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制作预算更高的大舞台上,霍尔辛格以其华丽的编舞和直升机、汽车和摩托车等壮观布景迅速赢得了真正的追随者。艺术界也同样热情高涨: 为了应对欧洲各地艺术机构的邀请,霍尔辛格和她的核心合作团队开发出了称为“练习”(Études)的较短一次性表演。例如,2022年5月在柏林Schinkel Pavillon首次上演的“消失的柏林练习”(Étude for Disappearing Berlin)中,他们在停车场表演了汽车特技;今年8月,受挪威卑尔根艺术馆(Bergen Kunsthall)委任,他们在该市的港口表演了“海港练习”(Harbour Étude)。

霍尔辛格的戏剧作品并不遵循以情节和对话为导向的经典戏剧结构。相反,她的作品是关于特定主题的场景序列,她的研究材料——文本、电影、图像、歌曲和故事——被转化为一种包含高强度躯体劳动、身体改造、动作、舞蹈、活人剧、戏剧和喜剧的混合体。她经常与具有特殊“才能”的表演者合作,如吞剑者或特技摩托车手,而由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表演者组成的多元化演员阵容通常会在舞台上裸体表演。在2019年的《TANZ》中,霍尔辛格分析了职业芭蕾舞者的身体痛苦和纪律。2021年的《神曲》(A Divine Comedy)松散地遵循但丁的叙事,舞者们在地狱的不同圈层中穿行。

弗洛伦蒂娜·霍尔辛格,《TANZ》,2019. 卢布尔雅那国际当代艺术节表演现场,2019年10月9日. 摄影:Nada Žgank.

霍尔辛格作品的核心理念是探测和超越身体的物理极限,尤其是呈现为女性的身体。她和她的合作表演者引导观众历经各种情绪,让他们在表演结束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或感到松一口气,或感到恶心不适。但这种经典的“宣泄感”(catharsis)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观看了《SANCTA》这部探讨天主教会的双重标准、虚伪、残酷以及血腥痕迹的作品之后,我意识到霍尔辛格作品中的许多戏剧化内容都可以比作一场弥撒景观——尽管没有一个顺性别男性参与其中。

《SANCTA》由玛丽特·斯特林德伦(Marit Strindlund)指挥,由梅克伦堡国家剧院和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以及国际联合制作人合作完成,作品改编自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922年的独幕歌剧《圣苏珊娜》(Sancta Susanna),由三位专业歌剧演员和一个身着修女服装的合唱团演唱。这部歌剧的情节似乎与霍尔辛格的作品不谋而合:修女苏珊娜在小教堂祈祷时,感到一股肉欲涌上心头。她的姐妹克莱门蒂娅修女(Klementia)知道这是个麻烦:多年前,修道院的另一位修女贝阿塔(Beata)为了与基督像亲近,全裸着爬上了神圣的十字架。作为对她罪恶欲望的惩罚,她被活活封死在墙里。苏珊娜也要求被活埋,作为对自己欲望的赎罪。其他修女围着她,坚持要她忏悔;她拒绝了,撕掉了自己的衣服,而她们谴责她被撒旦附身。

在霍尔辛格对这部原时长25分钟的歌剧作品的改编中(《SANCTA》时长2小时45分),直到最后她自己原创的弥撒开始前,都相当忠于原作情节。在霍尔辛格的版本中,当克莱门蒂娅试图劝阻苏珊娜不要与贝阿塔一样遭受残酷的命运时,裸体舞者开始在克莱门蒂娅身后和上方进行性行为表演。几位表演者爬上舞台后方的攀岩墙。她们扭曲着身体,制造出一个活人剧场景,让人联想到鲁本斯的《被诅咒者的堕落》(Fall of the Damned,约1620)。随着由中国音乐人施金豆(otay:onii)饰演的贝阿塔推倒墙壁,砖盒中传出一声巨大的咆哮,宣告撒旦的到来——或女性的解放。从这里开始,作品松散地呈现了《旧约》和《新约》中的段落,从亚当的肋骨中创造的夏娃到最后的晚餐,揭露了《圣经》中的厌女元素。

接下来发生在舞台上的事情无法一言以蔽之。巴赫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圣乐与Born in Flamez、约翰娜·多德勒(Johanna Doderer)和斯特凡·施耐德(Stefan Schneider)等当代音乐人的作品穿插在一起。一只代表祭坛侍者或上帝之手的大型机械臂在空中旋转着蜡烛和圣杯,最后,“世界上第一位女同性恋教皇”(Saioa Alvarez Ruiz饰)也出现在空中。修女们下半身赤裸,穿着旱冰鞋在U型滑板场地上滑行,试图克服重力进入天堂。人体被用作重达数吨的教堂大钟的钟锤。观众被邀请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换取伏特加酒。在某一时刻,由专业魔术师马琳·尼尔森(Malin Nilsson)扮演的圣灵表演了《圣经》中的第一个魔术:一名观众被带到台上,随着一阵摇晃和乒乓响,一根(塑料)肋骨从他的身体一侧被移走,而夏娃(Luz de Luna Duran饰)出现在一个笼子里。演员们讨论了该如何称呼这个东西,决定将其命名为“女人”。然而,正如圣灵所描述的,这个夏娃并不想屈服于男人。在一个动人的场景中,表演者们列出了各自值得被封为圣徒的理由:因为她们在一年内与60多人发生过关系;因为她们曾被强奸、殴打和歧视,但她们已经脱离并解放了自己;因为他们可以集母亲和父亲于一身;因为她们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

正在为自己的教派寻找追随者的疯癫的、说着瑞士德语的耶稣(Annina Machaz饰),通过向观众讲笑话和炫耀她可爱的玩具小羊,让我们从那些令人痛苦的故事和黑暗画面中得到些许缓解。就像霍尔辛格过往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滑稽的片段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更可怕的东西:表演者夏娜·诺瓦伊斯(Xana Novais)的身体侧面被切下一块外阴形状的皮肤,这样,怀疑者托马斯就可以用手指穿透这个新鲜的伤口,就像卡拉瓦乔1603年的油画《圣托马斯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中这位圣徒对基督的伤口所做的那样。当这一幕在舞台上进行时,舞台两端的两个大屏幕同时现场直播,因此观众被迫近距离观看所有血腥的细节(这通常是观众中有人晕倒的时刻;在我观看《SANCTA》时,首席小提琴手就晕倒了)。随后,这块皮被放在电烤架上烤熟,并在最后的晚餐上食用。

奥托·范·维恩,《波斯女人》,1597-99,木板油画,52 × 76 7⁄8".

霍尔辛格对《SANCTA》四十多名表演者的舞台编排可能会让人想到70年代电影中过度的性和暴力场景,例如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索多玛120天》(Salò,1975)和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的《圣山》(Holy Mountain,1973)。这些导演利用(或滥用)表演者的身体,将他们视为实现各自作者愿景(auteurist vision)的棋子。而霍尔辛格与他们不同,她是一个具有高度合作性的创作过程中的参与者之一。她与合作表演者挑战身体极限的时刻都经过精心准备和排练。与其说霍尔辛格的表演者是训练有素的舞者,不如说他们是测试各自的多样性身体所具有的不同潜力的独立艺术家。

在霍尔辛格的所有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如何让舞台上众多赤裸的酷儿身体散发出赋权力量,而不是物化和脆弱。这部分归功于表演者的庞大数量,他们经常在舞台前端镇定自若地移动和交谈,并时不时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对话,从而避免了单纯的窥视。观看《SANCTA》时,我想起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中收藏的一幅奥托·范·维恩(Otto van Veen)的画作《波斯女人》(The Persian Women,1597-99),画中展示了在古希腊被称为“anasyrma”的行为:女人撩起裙子,露出外阴,以此作为一种通过震惊来驱邪的仪式。在范·维恩的画作中,一大群女人在前景中暴露出她们(无毛)的外阴,让一群赶来的士兵感到惊恐和羞耻。这个场景源于普鲁塔克(Plutarch)《论女人的美德》(On the Virtues of Women)中的一个故事:一群波斯士兵濒临失败,疲惫不堪地逃回家乡,准备投降。他们的妻子一边撩起裙子,一边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世界上最大的懦夫,这么急匆匆地往哪里跑?你们在逃跑中,绝对不能偷偷地躲藏在这里,你们来自的地方。” 男人们羞愧难当,回头打败了敌人。霍尔辛格的编舞对这种文化史上的歧视性形象提出了新的解读,将集体暴露作为一种力量的展示,一种对父权制的积极防御——至少在受保护的表演空间内是可能的。霍尔辛格的血腥场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物,那就是维也纳行动主义(Viennese Actionism),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她作品中最不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些令人不安的震惊场面。虽然维也纳行动主义者(主要是男性)的人体艺术将自己与天主教会对立起来,但他们所强调的通过牺牲和痛苦来净化罪恶之身的仪式,归根结底正是天主教盛典的延续。尽管具有种种越轨元素,霍尔辛格对战后欧洲天主教文化的女性主义和自我反思性的评论仍设法避免了道德指责——主要是因为这些故事和图像仍与表演者们关系密切。或许她在与观众讨论时的抱怨一针见血:“我们每场演出前的内容预警写得越来越长,而那些经典的作品和《圣经》却完全没有这些警告。”通过激活欧洲文化根源中的暴力形象,霍尔辛格的戏剧集结了一个伤痕累累的集体躯体。

娜嘉·阿布特(Nadja Abt)是一位现居柏林和维也纳的艺术家、写作者和编辑。

译/ 冯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