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坛》年度回顾特刊首次增设“评论家的评论家”（THE CRITICS’ CRITICS）栏目，呼应我们长期以来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专栏。新栏目呈现过去一年中的一些最佳评论作品，由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些写作者挑选，让我们看到评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杰森 · 法拉戈（JASON FARAGO）
《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现居纽约。
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怪物曾如此友善》（Als das Monster freundlich war）；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征兵》（Die Einberufung），均发表于《柏林评论》（Berlin Review）
正在发生的战争让我对评论本身深感绝望——绝望于我所尊敬的写作者抛弃了他们的原则；绝望于文字在暴力面前或许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自二月以来，新创立的《柏林评论》双月刊不断重申：审慎而明智的批评是任何监督型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林评论》的创刊号收录了巴勒斯坦作者阿达尼亚·希布利的一篇尖锐而迂曲的文章，文章从一种“战时失语症”开篇——“辗转在阿拉伯语、英语、希伯来语的新闻报道之中…我惊讶于人们的语言造诣与我自己的失败”——随后，文章在作者精准地捍卫其自身之文体不被政治工具化的过程中渐入高潮。在随后一期杂志中，言辞犀利的艺术家和写作者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从基辅发来文章，直面乌克兰征兵这一沉重的话题。她将报道文体与第一人称叙述相结合，质问道：在一个不仅“与俄罗斯交战，同时也在与那些决定什么都不过问的人们交战”的国家而言，保持什么程度的怀疑态度才算合乎情理。换言之：面对暴行，一个评论者是否应当将评论置之脑后，成为一个反政治宣传者？希布利与贝洛鲁塞茨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严肃的批评能够让我们警惕眼前的危险，捍卫我们可能即将失去的自由。
奇廷泫（JOAN KEE）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艺术论坛》特约编辑，最新著作为《亚非的几何结构：超越团结的艺术》（The Geometries of Afro Asia: Art Beyond Solidarity，2023）
梁硕恩（Simon Leung）的话
虽然把一段未曾写就的文本选作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评论多少有些奇怪，但艺术家梁硕恩这一年来对我说过的一些话着实触动了我：亚裔美国艺术“始终已经是一种民主理论”。很多关于亚裔美国艺术的讨论都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在本质上视为一种代表性政治的功能体现，“包容”行为本身即是在一个假定的“美国”概念下对一个象征性的公民身份加以肯定。在亚裔美国艺术的叙述中频繁出现的那些名字和历史性事件，甚至让视野最宏通的展览、研究和讨论也变得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精英政治（epistocracy）的例证，将代表性错误地等同于包容性。梁硕恩深知，机构很可能像国家一样边缘化自己的公民，他提醒我们不要把民主想象成一种和谐的集体意志的表达，而是要将其想象成一种预防性的防御，以免被种族化为亚裔的身体和想象力遭抹杀。我想，这就是梁所说的“作为亚裔美国人始终是一种战略性本质主义”的意思。
亚裔美国艺术之所以是必要的，并不在于它有助于代表在美国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而在于它为我们的思考保留了些许的独立性，否则，这些思考会被资金雄厚的组织、团体和议程所忽视甚至是压制，而我们对艺术、共存、甚至是人性的理解都难以避免地受到它们的影响。如果如梁硕恩所言，民主是关于“何以构成公共空间的命题”，那么“亚裔美国性”就是对公共空间权利的重申。与此同时，民主只有在一种负责任的“亲密关系”中，或者说只有在每个成员都向对方敞开心扉时才能奏效。我的猜测或许冒失，但是在我看来，梁的观点已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比如，在此框架下，亚裔美国艺术展览被视为权利与可见度之间的博弈。被看见的权利或提出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是否优先于亚裔美国人群体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遭遇到的不公？当民主不复存在或走向末路时，亚裔美国艺术还会存在吗？
米拉·梅內泽斯（MEERA MENEZES）
艺术写作者和独立策展人，现居新德里。她正在组织将于2025年3月在德里举办的第二届阿南特策展论坛（Anant Curatorial Forum）。
瓦莱里安·吉耶（Valérian Guillier），《载体转变》（Vectors Mutate），e-flux
我很懊恼自己在2004年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出版《黑客宣言》（A Hacker Manifesto）的时候完全错过了。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沃克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信息时代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阶级：黑客阶级和引导者阶级（vectoralist class）。黑客阶级从原始数据中发掘新思想和新概念，引导者阶级则控制着信息流动的载体或网络。
今年6月，瓦莱里安·吉耶在e-flux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回顾了沃克的宣言，探讨了它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我们仍可以从中借鉴的部分。吉耶首先对宣言发起的语境进行了梳理，强调它起源于一个对于在网络上“自由”交换信息充满了乌托邦想象的时代。然而，人们昔日的愿望——让信息远离商品化，以催生出一种礼物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空。科技巨头们迅速组织起来，创建各种平台，围绕着信息流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吉耶敏锐地指出，这些平台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本质上是由我们自己生产的。虽然它们表面上并不充当“看门人”的角色，但这些平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监视、榨取和维稳的技术”。
吉耶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引导者阶级发生转变，那么黑客阶级也必须改变应对策略。由于意识到剥削是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于是吉耶将重点放在了对合作社理念的展望上。黑客们能否建立起平台合作社，以夺回对载体的控制权呢？这个想法无疑令人向往。
安德鲁·马尔科（ANDREW MAERKLE）
艺术写作者、编辑和译者，现居东京。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加沙之后的浩劫》（The Shoah After Gaza），《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如果按下一个按钮就能让所有人化为灰烬，那么言语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清楚明确的言语，混淆迷惑的言语。就此而论，潘卡吉·米什拉极富洞察力的文章《加沙之后的浩劫》——最初于2024年2月在《伦敦书评》冬季讲座上以演讲的形式发表——是我所见过的自以色列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展开报复行动以来，由此引发的一场关系到全球秩序的唇枪舌战最深刻的思考之一。米什拉引用了大量材料，概括了极端主义政客如何利用人们对浩劫（Shoah）的记忆（作为国际人权讨论的基石），来纵容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平民实施暴力；他还指出，对哪些生命有价值、哪些生命无关紧要的双重标准，将促使“种族界线固化为一条新的马奇诺防线”。米什拉的文字警醒着我们，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着“1945年以来看似普世向往的理想”的“炸毁”：“尊重自由；接纳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声援遭受苦难的人民；将同情弱者和受迫害者视为一种道德己任”。
这些理想以及无惧权威讲真话的承诺是当代艺术的基石，但因为害怕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而压制有关加沙战争言论的行为却给艺术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米什拉本人也被卷入其中，他的演讲的原定举办地，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取消了这次活动（巴比肯发表声明坚称讲座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确认）。此举很快被谴责为是一种审查行为，很多艺术家和展品出借方纷纷将各自的作品从该机构同期举办的展览“解缠：艺术织物中的力量与政治”（Unravel: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Textiles in Art）中撤出，以示抗议。
我们总是对“不再重演”（never again）这句话存在某种认知失调（对谁不再重演？ 在什么条件下？），但是过去一年中不断发生的此类审查事件提醒着我们，除非我们积极赋予文字以意义，否则文字只会沦为空洞。
夏洛特·肯特（CHARLOTTE KENT）
写作者和视觉文化学者，现居纽约。
肖恩·塔托尔（Sean Tatol），“曼哈顿艺术评论”（Manhattan Art Review）
肖恩·塔托尔的Web 1.0风格的“曼哈顿艺术评论”博客，读起来像是跟一个朋友一间间地逛画廊，从一个展览迅速跳到下一个展览。他的评判也一样来势迅猛。你不一定会完全同意，但是其清晰性却值得我们仔细考量。一针见血的嘲讽直击要害。塔托尔的喜与恶毫不含糊，但他也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对毕卡比亚的看法）。而且无论他说了什么，他都对这个混乱的艺术世界/市场充满热情；无论是开艺术家、藏家、还是其他评论家的玩笑，他显然是出于关心这些问题才如此费心。厌倦了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普遍化需求，我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是更具情境性、愿意承认不完美并且诚实的评判。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评判需要具备教育和经验（从而作出恰当的比较和参照）、想象力（从而领悟微妙之处）、弱化的偏见，以及更重要的——乐趣。我在塔托尔的评论中感受到了这些特质，我也受其启发希望能给出同等的回应。
（本文为选译，全文请参考英文网）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