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拦车的操作是一套标准动作。开始是警察将警车停在被叫停的车辆的某个角度，车灯打开，步行从后面接近车辆并且触碰后备箱。这一触碰源于一种触觉层面的偏执。警员接受的训练永远不可排除以下可能：某个能要了他们命的人，正像备胎一样蜷缩在未锁严的后备箱里。警察会停在前后车窗中间隔断处，这样的话司机必须回头才能与之对视，即便他们想要开枪，也会是一个极其别扭的角度（而且如果司机当真开枪并加速逃逸，车体上也早已留下了警员的指纹痕迹）。摆出所谓的“盘问姿势”（POI，position of interrogation），警察会将双手悬置于胸前，宛如一名面对假想敌练拳的拳手。双腿呈“侧身站位”——左脚向前跨出，右胯向后收紧。这种站姿让警察得以保持机动灵活，同时将配枪置于司机可碰触的范围之外。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它传达出一种箭在弦上的攻击意图，绝非单纯的恐吓。警察深谙如何击打、踢踹、捆绑四肢、猛推、窒息压制，以及如何操作军用武器。他们在大脑中将暴力动作的艺术具象化，并反复操练；他们的工作本质，就是行使这套暴力规训。在一次无可挑剔的执法操演中，他们总会习惯性地摸一下后备箱。
警察的训练方式深深地根植于感知策略。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被称作“指挥威仪”（command presence）的思维方式，这被认为对表现出一种掌控全场的形象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威慑力通过一系列迫使个体、群体或车辆依照指令行动或保持静止的权威姿态和动作库来实现。正是通过“指挥威仪”，警察掌控了民众的注意力，并从中榨取信息。该技巧要求对当下情况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它的形成却是通过大量想象现实情景的练习完成的，就好像一种混合现实的头部装置。在警校里，学员被训导将每一次人际互动都预设为威胁生命的对峙。之后，通过阶段性练习和非正式的工作文化，警察持续预演对假想危险的反应，肾上腺素飙升令他们的意识变得充满妄想并陷入隧道视野。这种战术想象会重塑警察对当下时刻的感知。它就像现场演出的乐谱一样，提前决定了他们会如何行动。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对立，”时任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詹姆斯·奥基夫（James O’Keefe）在2012年一场关于使用武力的警察论坛上解释道，“如果某件事是我受训过的内容，那在我脑海里，它就是白纸黑字的章程。”的确，这个预先设定与实际发生，演习和实操间的等式，在他们头脑中早已成为既定程式。心理训练并不仅仅是经验法则；它们构成了一整套战术法则。没有这些法则，群体控制无从谈起。只有仰赖这套精确的“动作编排”，一个防暴队才能像单细胞生物一般同步行动，并如蜂群心智般协调思考。
防暴警察在镇压抗议活动时，通常会编组成一个四方形的战术单元。四支对称排列的警力梯队构成外围防线；负责实施抓捕的小组则聚集在现场指挥官身旁的核心区域。这种对称结构使整个单元无需重新调整队形就能灵活地转向任意方向。指挥官只需通过快速的手势或无线电指令，前锋梯队便会向前推进，其余各面则保持原地待命。随着进一步指令下达，两侧梯队向外延伸并呈弧形包抄抗议者，随后向内收缩，驱使他们直面抓捕小组。在实施抓捕时，警员间的间距会随之缩小；而当队伍恢复向前推进时，队形又会向外扩张，以覆盖更大的区域。
完美的群体行动来自完美的日常训练。在准备阶段，警察们通过针对大规模示威活动进行模拟演练，培养出一种共有的战术想象力——正如2021年纽约警察局的《大规模示威应对建议追踪报告》所言，此举旨在“建立针对应对规程的制度性’肌肉记忆’”。随后，在实际行动中，警察们通过一个“通用作战态势图”（Common Operating Pictures，简称COPS）来共享一种情势意识；这些态势图呈现于数字仪表盘上，实时更新各类现场画面与行动数据。按照这些规程形式，可以训练警察的肢体动作变得如同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过程一般：预见性的、概率性的，宛如机器的运作。然而这种共有的“想象力”也和机器一样容易产生错觉——这是警务部门必须防范的问题。如果有警察被此类错觉控制而侵犯公民自由，并因此引发诉讼，根据“格雷厄姆诉康纳案”（Graham v. Connor, 1989）所确立的“客观合理性”标准，只要另一名警察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处于同一情境下，并认为该举动是合理的，那么当事警察即可免责。因此，战术演练实际上也在引导警员进行一种投射：设想“另一个自己”会如何审视某项条件反射动作。此时，评估行动是否合法——即是否符合训练、模拟及既定规程——的责任不再由当事警员本人承担，而是转嫁到了他所投射出的那个“虚拟化身”身上。
作战态势图（COPS）与模拟训练正是实验电影艺术家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所定义的纯技术性“操作性图像”（operative images），这类图像完全为了实现某种功能而生成，而非为了再现某个客体或存在。警察脑海中预演的情境同样具有“操作性”。这些头脑中的图像是为了赋予战术机动以形态，它与现实之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距离，并非单纯对当下的再现。反过来，这些战术动作又如同规程留下的“活的残像”，为行动的实际运转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此同时，它们也具有美学属性。在其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固定模式，并分析警察释放出的环境信号——这些信号不是战术策略的副产品，而是决定任务成败的战术冲力。如果仅靠战术部署、无需任何象征性的信号传达便已足够，那么警务训练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心智，警察的状态也不必如此如临大敌。然而，警员实际被训练成“情动”的操控技师，所谓的“武力展示”（在正式分类中属于一级“武力使用”）总是预示着行动：救护车带有强烈暗示性地驶入现场；警员们以极力彰显理性秩序的“阿波罗式”阵型招摇列队。盘问姿态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其内涵远超单纯的生物力学范畴；当警员队伍整齐划一地行进，并随之扩张成一个包围弧线时，那种步调与节奏的配合，亦是一门艺术。若你眯起双眼来看，或许真会觉得眼前正上演着一场舞蹈。
“指挥威仪”创造出一种迫近的现场在场感，这通常被认为是将表演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的特征。就像舞蹈一样，警察的演习也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去排布一系列手势、轨迹、风格和感官刺激。警务行动的原初冲动与最终结果，同样依循着一种编舞式的感知。正如最近有关舞蹈和认知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编舞不仅仅是一张标注运动坐标的图纸，它是一种借助运动展开思考的方式，是通过心智活动施为性地生成秩序，并赋予那些晦涩难解的手势、体态、表情与预感以清晰可辨的形式。表演理论家艾琳·曼宁（Erin Manning）所说的“编舞思维”（choreographic thinking），指的便是在知觉正式运作之前，借助对现场态势的先验感知，从而对物理现实情境施加影响。相似的逻辑同样驱动着警员的战术想象力——它引导着警员的肉身与心智，以便他们反过来驾驭公众。这种思维不仅是在巡逻过程中被简单地工具化；它本身正是警务行动存在的根本理由（raison d’être）。
早在警察披上制服、以中立的犯罪学家自居的几个世纪前，警务治理（policing）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组织社会的方法。它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出现，也是羽翼渐丰的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其结构的后盾保证。随着采邑封建制度不再负责统辖土地分配、劳动分工并提供军事保护，国家需要强制机器来确保先前的农奴转化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警察还肩负着保护新界定的财产所有权的职能，迫使初生的工人阶级只能将参与商品市场（买卖劳动力）作为生存手段。尽管警务慢慢地成为“执法”的代名词，但它首要且本质上仍是一种毫无道德顾忌的资本主义“社会构形技术”，能够适应商业生产的各种转变。美国警察体系从来不属于司法部门。警察不会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裁决，因为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并且是通过文本解释的。（根据格雷厄姆诉康纳案，即使面临司法审查，对警察行为的判定最终也会重新绕回到战术想象。）通过这种衡量标准，警务活动距离法律有多远，它与美学领域的距离就有多近。
执法与美学之间的相似性在编舞史上也显而易见。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关键时刻，舞蹈和警务实践中都体现了关于秩序的平行概念、权力的炫示以及对经济结构的折射。两者的契合甚至在16世纪达到了合二为一的地步，彼时的统治阶层对封建秩序带来的确定性充满怀念。当警察与日渐式微的贵族阶层联手、在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中试图恢复封建义务契约之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则利用编舞作为自我辩护的“武力展示”。其宫廷舞步在地面勾勒出的繁复纹样，摹画出古典天文学的宇宙几何秩序，形象地体现了专制统治与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和谐相处的观念。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动乱，君主绝对是重商主义世界的中心。举足轻重的朝臣犹如具有更大引力的星体，在更靠近中心的轨道上环绕逡巡，而底层农民则根本无从进入这幅图景。
宫廷舞蹈随着君主制的没落而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翩然登场的，是一种由底层农民创造的舞蹈——华尔兹。19世纪初，舞者的身体起伏、俯仰、旋转，仿佛是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洗牌的模仿。华尔兹赋予了所有舞者平等的地位与自我表达的空间，尽管这种自由仍被牢牢框定在单元格般的规整方步中，以及一个对时间日益苛求的经济体制所规定的“三拍子”节律之内。与此同时，在英国、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惩罚游手好闲的法规演变为流浪法，赋予警方自由裁量权，以判定某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何时构成违法扰乱治安。徘徊、失业、无家可归或参与劳工组织都足以成为被捕的理由。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几何秩序继续在海外殖民地的步兵方阵中炫示武力；而在国内，那些与现代化城市网格街区严丝合缝、形态同构的警察巡逻纵队，亦以同样的几何严密性巡弋其间。
美国警力最初表现为自发编组的民间治安队（posse comitatus），后来固化为边境民兵和奴隶巡逻队。在19世纪中叶，他们被职业化，改组为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专门部门，肩负着平息工人罢工的特殊任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防暴警察，其战术蓝本源自19世纪末美国军队在菲律宾殖民征战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警队不仅从军中同行那里习得了战略敏锐度，还继承了一套可追溯至古代军队的作战阵型。当代警察依然在通过古希腊式的线阵、方阵与圆阵来投射秩序威慑，但他们对如何将心理、时间和智力武器化以发挥与物理强力同等的影响力有了更复杂的认识。
“水壶战术”（Kettling）是当代警务治理的首要典范。这种防暴阵型又被称为“围栏圈禁”（corralling）或“合围”（encircling），实质上是一道近乎封闭的环形警戒线：它在侧翼之间架设路障，或巧妙借用现有城市建筑将抗议者围困封锁，甚至在正式实施逮捕之前便已剥夺其行动自由。“水壶战术”在1990年代逐渐普及，当时运动人士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智取试图驱散抗议活动的警察。2020年“黑人生命也是命”游行之后，作为联邦集体诉讼和解的一部分，纽约警察局同意禁止使用该技术。但据称，警方在2024年驱散哥伦比亚大学“加沙团结露营区”时，依然动用了这种围堵手段。被警方围困封锁的人群中，有数名报道记者正就读于哥大新闻研究生院；他们无法接触本该记录的新闻现场与信息，这实际上直接阻断了他们获取本该在此接受的实践教育。在警察眼中，被判定为“扰乱秩序”（disorderly）的不仅是这群学生的肉身，还包括他们所携带的信息流通——这些信息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却赶上了“错误”的时间。
表面上看，“水壶”留有一处壶嘴作为排气口，人们在其中犹如被强行斩断集体化学键的分子，被单个析出释放。然而，即便警方实际准许人群疏散，这种疏散也唯有在极端的压力之下才能发生。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尼尔 (Andrew Neal)、斯文·奥皮兹 （Sven Opitz）和克里斯·泽布罗夫斯基 （Chris Zebrowski） 在2019年断言的那样，“水壶的拓扑几何学与时间演算密切相关”，其部署运作宛如一场心理战。困在愈发幽闭窒息的空间里停滞不前时，抗议者会感到恐惧，同时又被一种近乎木僵的麻木无聊所吞噬，而警察则在静候逮捕的由头，抑或诉诸比死亡“致命程度低一级”的驱散手段，例如发射催泪瓦斯弹或橡胶子弹。无论走向哪种结局，参与者最终都被彻底原子化——要么被关进牢房，要么分散到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方。滚烫的批判，终究如蒸汽般蒸发消散，重新沉降入那片由警察绝对掌控的威慑气场之中。
“指挥威仪”将时间本身扣押在无尽的“当下”之中，而诸如“水壶战术”之类的机动阵型，则在这一时空切片内调度编排着信息与情感的流动。今天的警务工作十分重视操控此类非物质性对象，也反映出了我们目前的经济秩序。事实上，水壶战术的“时间演算”与政治哲学家汉娜·R·培根（Hannah R. Bacon）所说的支撑量刑指南的“时间性经济模型”不谋而合。这些量刑规程通过为监禁赋予一种犹如汇率般的兑换价值，来精算一个人究竟要“服刑多长时间”。但就像水壶战术的情感余波或警察其他令人恐惧或压抑的互动一样，“监禁时间”的感官体验所催生出的过剩创伤，被彻底排除在了产值数十亿美元的“监狱工业综合体”那套惩罚性计算之外。
在技术哲学家马雷克·波利克斯（Marek Poliks）和罗伯托·阿隆索·特里洛（Roberto Alonso Trillo）最近对资本主义的重构理论中，恰恰也是“时间（驻留/持仓）”在赚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通过生产商品或服务所需的劳动量来计算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与此相反，波利克斯和特里洛将“时延”（latency）与“滞后”（delay）视为价值的真正源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非人性的自主思维模式”，它宛如算法般无视物理依赖与社会建构而自我运转。资本从买卖之间那道充满波动的间隙中榨取价值，而人类的劳动力在其中所充当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点“生产性阻力”。随着资本从物质世界“提升”到金融抽象世界时，国家机器亦步亦趋，试图紧跟其飘忽的脚步。但国家和资本终究不是真正默契的舞伴。正如尼尔、奥皮茨和泽布罗夫斯基所说，水壶战术或许能够在抗议者周围“冻结时间”，以“捕获威胁经济秩序的异议之剧烈动荡”；但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在以哑剧般的肢体手势，对金融层面的“持仓驻留”（the hold）进行着笨拙的拟态。警务工作与其说具备实质功能，不如说更具形式意味；它自命为资本主义秩序所提供的护航与看守，大体上只是一场存在于战术想象中的演练。
然而，警察与政治经济的诞生紧密相关，并且永远会亦步亦趋。今天富有想象力的金融业的感性深刻塑造了生物识别“预测警务”技术的精神内核，这类技术旨在在犯罪发生之前阻止犯罪。那些在目的论意义上专为实施抓捕而设计的防暴阵型，同样在拿“预测”做文章：它们对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对抗的概率设下赌注，且能以自身的介入亲自确保这一结果的兑现。正如加密货币能够仅凭代码便将自身凭空召唤降世，如果表达得足够有力，表演性的言论可以确定股票的价格一样，抗议现场的逮捕数据亦被直接用于预测私营监狱的股票估值。在此，累犯率成了一项核心指标——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整个体制的一种“肌肉记忆”。
深信警务治理有益于公众是我们身处这一怪诞秩序所滋生的又一种幻象。这种为执法行动赋予“维护社会安全”合法性的说辞，源自20世纪确立的一项原则：即任何阻碍资本积累的因素，皆被视作对资本主义所许诺的安逸舒适的直接威胁。自20世纪10年代起，前卫现代舞便开始对这一范式展开批判——它将大工业生产模式所特有的身体律动引入舞台，以此作为新技术、流水线劳动节律以及消费习惯重塑神经系统的征候性表达。在过去，“静止”对于舞蹈这种艺术形式而言，在本体论层面似乎始终处于从属的次要地位；而此时，它却作为一项实质性的核心构造成分而受到关注。与伊丽莎白时代舞蹈编排中象征性固定的社会地位的静止不同，这种实实在在的静止似乎扰乱了永恒运动的幻觉，并含蓄地解构了资本主义将“一刻不息的生产力”奉为崇高美德的神话。
对于表演学者安德烈·莱佩基（André Lepecki）来说，舞蹈中日益明显的静止本质上是“震颤性的”（vibratory），这意味着它带有一种不安的能量，并且没有完全固定。通过研究20世纪初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和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反芭蕾编舞中的静止状态，他指出，折射出整个现代主义主体性究竟是如何“在……抽离了时间维度的虚空中，作为一种被禁锢的、回环往复的运动而得以展开”。舞蹈中的静止既是受限的，又是递归的，它传达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般生活状况在本质上与监禁相似。
没过多久，这个比喻就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严厉打击犯罪”立法开始为实际监禁行业的大规模扩张奠定基础。尽管美国的“流浪法”在1972年因其语焉不详而被裁定违宪废止，但警方依然握有以“可疑的无作为形态”为由实施逮捕的自由裁量权。静止所呈现的无数形式表明，它确实是现代生活中一个重要且摇摆不定的能指：在舞蹈中，它是一种批判性的姿态；在警方眼中，它是一种违法犯罪的状态；而在羁押设施内，它则化身为被榨取出的货币价值。
大约在同一时期，静止亦显现出成为一种逃逸、拒斥资本主义规训调度之“认知策略”的潜能。20世纪70年代初，贾德森舞蹈剧院（Judson Dance Theater）编舞家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 Paxton）开始探索其标志性的“小舞蹈”（small dance）——它仅要求舞者纯粹地站立，并感知自己正处于站立状态。就像约翰·凯奇聆听充满声音的寂静一样，帕克斯顿将舞者的注意力向内调整，以感知充满内部微动的身体静止。在莱佩基的描述中，这个姿态再次表明舞蹈中的静止总是伴随着微妙的动作而隐隐震颤。通过表演者的认知和自主神经系统之间的冥想式“双人舞”，那些原本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几乎不可见的身体细微运作，转而被表演者清晰地觉察与感知。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彼时，此类内在身体体验被认为完全超出了资本主义的操控范畴。从这一视角来看，“小舞蹈”可以说是带有某种激进的意涵：注意力的重构与拓展不仅能够开启一种全新的世界感知方式，还能为主体赋予一种沉静的扎根感（groundedness）、意向性与能动性。针对经济需要，注意力或许可以被部署为一种反向战术想象——借用莱佩基的话说，它所昭示的，正是“主体断然拒绝让自身肉体卷入那些不假思索的连续运作，以及那些被过度决定、受制于外部规约的动作、主体性与身体意象之中”。
今天，向来不稳定的“静止”已经蜕变为“水壶战术”下的窒息停滞，以及软件经济中等待变现增殖的生产性“持仓驻留”（the hold）。同样明显的是，帕克斯顿的“小舞蹈”和类似的反文化做法的解放潜力是短暂的、高度受限于特定历史语境的，更与赋予警察那些心理操纵伎俩的思维范式同出一源。现在，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而它将人类主体性所裹挟卷入的，恰恰是六七十年代诸如帕克斯顿这类正念实践曾极力想要拒斥的东西。通过几乎已化作我们肉身义肢的技术设备，我们感到自己被牵引着、不假思索地重复着那些受外部算法规约的动作，被驱赶着去践行一种自我异化的自我认知。正是因为我们以这般方式驱使自己的心智，现如今，依靠算法去捕获、调度并加速这种心智驻留（mental stillness）的商业资本，其利润率已然凌驾于那些依赖实体物理存在的传统行业之上——比如实体零售、食品批发以及医疗辅助服务。当然，将注意力货币化，向来被普遍视为对公共公民理性交流与认知自主权的彻底侵蚀与反噬——而后者，恰恰正是全美各大学子为了抗议加沙战争、聚集在校园方庭草坪上所身体力行践行的品质。
成群结队的防暴警察齐声用警棍敲打盾牌或护腿板，宣布他们在指导方针引导下的表演已经开始。这是我工作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当晚132名抗议者被捕时听到的序曲。2024年5月2日晚上10点左右，警察列成两列纵队，逼近代表巴勒斯坦人权示威的学生营地。冲在最前端的警察手持催泪弹发射筒，在外骨骼防暴护甲下身着标准的野战服（BDU）；发射橡胶子弹的特勤射手与狂吠不止的警犬战术小队紧随其后。一旦就位，整个方阵便以高度同步的“半步”向前推进——这种步调经过了精心编排，旨在精准传递心理震慑的节律。警员们带着宛如“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团般分毫不差的精确度，将警棍水平横架于胸前；他们齐声厉喝“退后！”（Move!），随之猛力向前推击，随时准备施以短促凌厉的横扫痛击，或是直接一击把抗议者打到喘不上气来。在跌撞踉跄的倒退与混乱踩踏中，学生们原先挺立的阵线顷刻溃散。
手机录像捕捉到了警方的武力炫示、武力使用，以及对现场感官所及范围的绝对统御。学生们挽臂席地而坐，只能透过如尖桩栅栏般密排的防暴护腿缝隙，看到支离破碎的景象；这道视野屏障挡住了他们看向那一侧的视线——在那里，他们的同学与室友正被逐一拖走，面朝下用塑料扎带反绑在春日的草地上。当结成的链条被强行冲断，他们发现自己已被孤立在重重警员的包围之中。当夜的监控与拍摄画面，在静止不动的身形与骚乱源头之间不断切换：一个被丢落的背包、一记锁喉压制；直升机探照灯宛如锐舞派对般射出光束，以强烈的明暗对照光柱劈开夜空。“这太疯狂了！”镜头外有人尖叫。但这实则是一场在时空之中展开的构形布局（composition）。放大到头顶盘旋的无人机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严整的欧几里得几何；而拉远视角，我们看到的则是各项行动不过是一套更庞大规程（protocol）内部嵌套的组成部件。
为了证明在校园内动用武力的正当性，校方主要诉诸的正是这种“规程”理念——他们援引晦涩冷僻的校规指令强行拆除露营区与占领区，以便学术生产流水线能够恢复运转。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将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城市学院的抗议示威定性为安全威胁。在向媒体通报时，他充满诗意地含糊其辞：“我们必须在抗议权利与维护学生、学校及城市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我们知道，在守护全市公共安全的这句完整长句中，这仅仅是一个逗号。”或许亚当斯是对的，哪怕仅仅是在语法层面上。这是一场“逗号”之间的冲突：抗议行动与警务战术皆采取了“暂歇停顿”的形式，用以切分并排布整体构形中的各个要素，昭示出一种阻断与割裂。而在“学校”这句完整长句中，教学秩序的中断，则构成了对守护其财务底线的资质认证评估的直接安全威胁。然而，这种财务安排究竟是保障了学校的安全，还是让学校陷入了治安警务管制的深渊？
大学自身也正深陷于“水壶战术”式的层层合围之中。行政管理层被财政紧缩团团包围。正如莱佩基在论及舞蹈时所言，整整一代兼职学者的职业生涯始终处于一种“没有被按停、却也未曾真正起步”的停滞状态。各方压力持续攀升：低录取率、惨淡的就业率、令人不堪重负的学生贷款、天价学费所面临的贷款额度限制、法律诉讼开销、人工智能的冲击、游说支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及其肆无忌惮的威慑气场（command presence），以及合同与捐赠基金日益脱离那些透明扎实的实体交易。自2024年国会搞起“政治猎巫”并成功削弱了《第一修正案》对师生的法律保护以来，数以百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项目已然像蒸汽一样化为乌有。你大可在 Kalshi 或 Polymarket 这类预测市场上稳稳押下一注：未来十年内将有442所大学面临倒闭或合并。而联邦监管审查那种近乎捕风捉影的病态盯梢，只会进一步加速这一倒计时。
为了在这一秩序内部夺回注意力，学生们占领物理空间——有时甚至甘冒违法风险。他们打乱了许多既定的教学大纲。然而，正是他们借助一场社会运动展开身体思考、并以扩展的感知意识去生成新秩序的“编舞”方式，在外部看来却成了“妨害治安的失序”（disorder）。这场运动的核心，在于去构想一种“静止”该如何依照人权原则展开运作：停火、制止种族灭绝、切断助长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投资。这些关乎“不作为”的心智意象，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于被枪口威逼举手就范时的僵滞，亦不同于我们在刷屏时被手机应用追踪的短暂停顿。我们只能设想未来的学生将如何与信息建立联结，以及这又将如何训练他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从编舞的视角审视，这场针对校园的强力镇压，实则是在预演一场如今已全面展开的信息秩序重构——不仅关乎高等教育内部的财务与课程设置框架，更重构了思想动静沉浮所依凭的节律与合奏编组。
苏菲·兰德雷斯（Sophie Landers）是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塞缪尔·多尔斯基美术馆（Samuel Dorsky Museum of Art）的策展人。
文／ 苏菲·兰德雷斯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