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5日,环保组织“植物未来”(Futuro Vegetal)的两名行动者走进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他们购买门票,穿过常设展厅,来到陈列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de Goya)作品的房间,将双手粘在《裸体的玛哈》(La maja desnuda,1795—1800)和《着衣的玛哈》(La maja vestida,1800—1807)这两幅经典名作的画框上。他们还在两幅画之间的墙面写上“+1.5°C”,这是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升温阈值。根据该协定,缔约国承诺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一旦超过这一临界值,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将尤为严重,且难以逆转。抗议发生的前一周,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按照当前趋势,全球升温即将超过这一阈值。两名行动者表示,抗议的目的并非破坏艺术品,而是唤起公众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当前各国的应对措施完全不匹配危机的严重程度。随后,两人被逮捕,并被控犯有破坏文化遗产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罪。尽管此次行动造成的实际损害极其有限,普拉多博物馆仍对两人提出控告,要求予以惩戒性处罚。案件至今尚在审理中,一旦罪名成立,抗议者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抗议发生后不久,一位小有名气的西班牙文化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我提问。她对这些“煽动分子”的行为深感不安,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些“破坏者”继续他们的“恶行”。“那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将那1.5摄氏度的升温降下来吧,”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回答,“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她显然并不欣赏这个回答。在她看来,我这是将艺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犯了与那些行动者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理由跑到博物馆里抗议,让馆藏画作面临受损的风险。”她明显带着不满回应道。我意识到,这位记者之所以步步紧逼,并不是真的想听我对这次行动的看法,而是期待我以博物馆馆长的身份,明确表态反对这种行为。其实,我既认同抗议者的诉求,也赞同他们选择博物馆作为行动场所。这一事件恰恰揭示出,当今的文化机构在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紧迫的问题时,显得何等无力。
为什么要攻击一幅画?抗议者试图揭露的,正是艺术体制自身的矛盾:它一边围绕资源掠夺、种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举办大型展览、展开讨论,一边又拒绝对这些问题进行真正的政治介入。这场抗议暴露出,许多博物馆很难从它们在社会中占据的象征性位置出发采取政治行动。将文化遗产作为攻击目标,实质上是在挑战一种世界观——要毫不犹豫地保护珍宝,但不愿意保护那些赋予这些珍宝以意义的生命。
“遗产”(heritage)一词如今常用于指代一整套文化传统,但其原意是指继承的财产:即生来就拥有、代代相传的财产。民族国家通过构建文化遗产来确立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区别,由此制造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张力。在这一逻辑下,所有被排除在外的人都成为具有根本差异的“他者”:他们既是界定自我身份所必需的参照,又始终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当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文化遗产便成为冲突的焦点。
启蒙运动的科学乌托邦追求一种包罗万象的总体性知识,试图将世间一切生命与事物纳入其中。19世纪的欧洲列强通过从殖民地系统性地掠夺文物和动物标本,来实现这一雄心。1798年,拿破仑军队进入埃及,随行的还有167名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拿破仑博物馆(即今天的卢浮宫)搜集藏品。来源各异的物品被汇集起来,经过分类、整理和等级划分,每件物品都从原有的语境中抽离,重新归类——艺术归艺术,自然归自然,政治归政治。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又被划分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领域。一旦这些物品进入欧洲,博物馆和学术机构负责裁定哪些被视为艺术,哪些符合科学的标准,哪些又被贬为迷信。在此过程中,欧洲白人主体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其他民族则被推向边缘,甚至被彻底排除在历史之外。
然而,是谁制定了这些规则?是谁决定了一幅画比一棵树或一片森林更有价值?或许有人会说,没有必要在树和画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可以也都应得到保护。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选择其实早已作出,而且作出选择的并不是我们。如果有关政治或生态的展览只是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它们就会受到欢迎。事实上,早在几年前的2019年,普拉多博物馆就曾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合作,推出一项名为“+1.5°C改变一切”(+1.5°C Lo Cambia Todo)的环保宣传活动。活动选取了馆藏中的几幅名画,通过数字技术修改画面,呈现洪水、污染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如果是两个年轻人将自己的双手粘在画框上时,警报却立刻响起。真正令那位焦虑不安的记者恼火的,并不是抗议所涉及的议题本身,而是抗议行动竟发生在博物馆内部。和许多人一样,她对“政治化”的博物馆感到震惊。而这其实相当荒谬,因为博物馆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
2025年10月25日,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巴黎新馆正式揭幕,开幕展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六百件作品,分为四个主题单元:“建筑机器”(Machines d’architecture)、“成为自然”(Être nature)、“制造物件”(Making Things)和“真实世界”(Un monde réel)。策展人贝阿特丽斯·格雷尼耶(Béatrice Grenier)与格拉齐娅·夸罗尼(Grazia Quaroni)希望借此向新馆所在建筑的历史致敬。该建筑建于1855年,最初用于接待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访客。1887年,它成为卢浮宫百货(Les Grands Magasins du Louvre),销售玩具、服装、家具等品类的商品。其商品的多样性也塑造了这个场所的独特气质:任何物品都能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处,唯一原则就是,一切皆为商品。格雷尼耶和夸罗尼将展览命名为“综合博览”(Exposition générale),直接呼应了百货公司最初迎接公众时使用的宣传口号。
乍看之下,展览的作品选择颇为得当,陈列也显得和谐有序,所探讨的议题似乎也切中当下:人与非人的关系、科幻小说、乌托邦建构,以及栖居地球的多种方式。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展览内容中冲突性的彻底缺席,“植物未来”的成员恐怕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然而,展览未能在观众心中激起任何有意义的波澜,因为它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提供一次顺畅而愉悦的参观体验而设计的。由让·努维尔(Jean Nouvel)改造的展览空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漫射的灯光与工业材料的运用,令人想起他为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所作的设计,后者是一座以非西方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与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如出一辙,这里的作品仿佛都被去地域化,既没有呈现艺术家创作时所处的具体语境,也没有交代作品所面向的社群。玻利维亚建筑师弗雷迪·马马尼(Freddy Mamani)的一件作品便是如此。展览呈现了他设计的一座“乔莱特”(cholet)建筑的室内设计方案——“乔莱特”是马马尼在其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埃尔阿尔托(El Alto)各处建造的新安第斯风格多功能建筑。“Cholet”一词由“chalet”(木屋、别墅)与“cholo”拼合而成,后者在玻利维亚是对原住民或混血移民劳工的贬称。然而,展览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埃尔阿尔托的经济与文化、“cholo”文化,或玻利维亚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信息。相反,马马尼的作品被简化为一组鲜艳夺目的形状与色彩,被拿来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景观相类比,或被归入另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普遍性概念——“原住民巴洛克”(Indigenous baroque)。所有具有实质意义的差异都被抹平,沦为一种虚假的、单一的风格概念。
仿佛无意识地呼应这座建筑作为商业场所的历史,展览呈现出一种艺术博览会的展示逻辑。尽管展签煞有介事地提及了资源掠夺、异性恋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等概念,展陈却体现了一种商品秩序:展品如同集市上的货品一般分组陈列。虽然“综合博览”并不出售任何展品,但其主导逻辑无疑是商业性的:它激发并调控欲望,将那些植根于特定社群与文化、依靠共同的社会纽带维系的实践从原有语境中抽离。展览未能产生机构所承诺的变革性效果,也未能唤起策展人在部分宣传材料中描绘的那个“光明未来”。观众虽然能在展览中了解与当下的暴力相关的议题,却不会感到丝毫不安。事实上,当置身展厅之中时,人们完全可能忘记,就在隔壁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同一段路段上,纳粹旗帜曾悬挂在建筑外立面。在此,艺术沦为麻醉的邀约。
卡地亚基金会巴黎新馆与位于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以及巴黎第一区的皮诺收藏商业交易所美术馆(Bourse de Commerce)一道,参与了正在持续发生的公共领域被私人资本取代的进程,而这一趋势已逐渐成为巴黎文化生态的标志性特征。这些机构向公众开放藏品并提供教育项目,将自己塑造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通过特定的排他性机制,强化消费主义和奢侈文化。正如雅典娜·阿塔纳修(Athena Athanasiou)所指出的,当一个公共实体被企业化后,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其内容与运作方式,还包括它实现自身变革的可能性条件。[1]公共领域之所以能够容纳激进变革,是因为它建立在共同遵循的法律之上;而企业领域则不然,因为其目标与规范早已由企业预先设定。
“综合博览”声称要放大被压制的声音,并为对当下境况的批判性介入提供空间。然而,卡地亚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并未受到审视,维持场馆日常运作的清洁工、保安等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也无人关心。这场开幕展所呈现的暧昧性,揭示了当代艺术体系中一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逻辑:讨论被搬上舞台,却鲜少触及足以撼动结构性框架的层面,甚至连承认自身无力做到这一点都很少。
当代艺术体系日益私有化、全球化,并且越来越善于吸收针对自身的批评。它以不同的面貌重复着帝国主义的积累冲动。归根结底,被殖民者的艺术实践如今仍和19世纪一样,被纳入一种空泛的话语之中,成为证明其相对于大都市中心仍处于所谓“滞后状态”的例证。
博物馆的身份由馆藏、项目、管理方式及自身历史所定义,而这些维度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关联。面向公众的收藏与服务于企业传播策略的私人收藏固然不同。博物馆或艺术中心的政治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策展人选择讨论什么议题,也体现在它们能否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当机构将自身利益置于团结互助之上时,我们还能谈论“光明未来”吗?当它们继续接受资源掠夺型企业的赞助时,我们还能谈论生态问题吗?在这些情况下,将紧迫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展览主题,实际上是在为机构自身合法性及其所依托的权力关系背书。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是不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机构应该取代各种集体组织或社会运动。关键在于,这些机构与空间必须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政治角色,而且绝非仅仅停留在修辞层面。它们所倡导的讨论与自身追求的机构目标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而不是彼此掣肘,相互排斥。
在2021年第34届圣保罗双年展上,马库希族(Makuxi)艺术家雅伊德尔·埃斯贝尔(Jaider Esbell)的作品广受瞩目。他展出了一系列植根于自身社群宇宙起源观的绘画,画面极具视觉感染力,被视为本届双年展的亮点之一。收藏家们迅速行动,争相购入他的作品。
埃斯贝尔不仅仅是受邀参展的艺术家,他还负责协调其他原住民艺术家的参与,包括古斯塔沃·卡博科(Gustavo Caboco)、苏埃莉·马克萨卡利(Sueli Maxakali)、黛亚拉·图卡诺(Daiara Tukano)和乌伊拉(Uýra)等,在原住民世界观与双年展自身的策展框架之间扮演着桥梁策展人的角色。他提出并积极倡导“当代原住民艺术”(arte indígena contemporânea,简称AIC)概念。对他而言,AIC并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标签,即并不仅仅指由原住民创作、除此之外与一般当代艺术无异的作品,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宇宙政治项目(cosmopolitical project),其定位超越了西方艺术史学中现代/反现代的谱系框架。后者依据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既有传统来评判其价值,创新被视为天才创作者的个人成就。相比之下,AIC则以作品能否维系并更新社群与祖先及非人类存在之间的集体纽带的能力来衡量自身价值。这里并不存在从无到有的“原创性”,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专属于某一个人,即便是神话也不例外。
这并不是说土地、土地上的物产或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各种物件,作为抽象的实体归所有人共同拥有;而是说,社群本身就是一张每日不断更新的关系网,在这样的秩序中,归属并不取决于静态的法律所有权,而是建立在鲜活的关系纽带之上。在双年展上,埃斯贝尔展出了描绘其族群神话中蛇及其他守护神灵的画作。尽管这些作品出自埃斯贝尔本人之手,但其中讲述的故事是社群的共同记忆。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某个收藏体系或策展项目中的一个“主题”,也不能在未经社群同意的情况下被交换或交易。画中的蛇及其他生灵并非装饰性的图案,而是真实存在、拥有自身能动性,并对马库希族人的生活有所影响的实体,是丰饶与庇护的守护者。
2021年11月2日,就在埃斯贝尔的艺术声誉达到顶峰之际,他被发现死在圣保罗的公寓中。评论家威尔·富尔塔多(Will Furtado)将他的过世描述为“认识论榨取主义”(epistemic extractivism)的结果:西方艺术界一边赞颂他的原住民思想,一边又不断“消费”他,让他承受源源不断的生产与再现要求,最终使他承受了难以为继的压力。无论导致这一悲剧的因素为何,埃斯贝尔的经历及其所揭示的集体知识体系与私人所有权市场之间的张力,都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文化究竟属于谁? 属于创造者、诠释者、声称对其拥有所有权国家,还是那些从中发现意义的人?文化遗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它属于所有人,属于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在漫长岁月中共同塑造它的人,也属于未来将继承它的人。文化遗产的保管与发展方向不能由任何单一群体单方面决定,无论是机构的董事会,还是政治或宗教权威。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文化机构都负有保护其藏品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不是因为它们拥有这些藏品,而是因为这些藏品属于全社会共同所有。
“共有”(commons)意味着不同认知方式与权威形式之间的持续协商。既然每次交流都涉及不对等的力量关系,那么,判断或意见的分量就不能由提出者的规模或权力大小来决定。塑造这一共有领域的规范建立在关系之上,并在每一次相遇中得到重新定义。在此情况下,一个物件可以同时是艺术品、精神媒介或政治工具。此外,达成共识所需的漫长过程,本身也构成了对不稳定状态,以及双年展评论者所谴责的“认识论榨取主义”的抵抗。
大型博物馆的藏品规模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伦敦大英博物馆拥有超过八百万件藏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约有两百万件,巴黎卢浮宫有五十多万件。这些数字大得惊人。它们指向一段更为漫长的历史:掠夺、破坏与剥夺始终贯穿其中,而这些行为却往往被重新包装成文化遗产的保护举措。“托管”这一说辞掩盖了这一制度背后的掠夺行为,同时继续为掌控这些文化遗产的人创造经济与政治价值——无论是将其作为国家声望的象征,还是作为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收益来源。
近几十年来,围绕非法取得的文物与艺术品归还问题的相关讨论越来越多。显然,被盗之物理应归还,但归还的过程也必须包含对历史的纪念与对伤害的弥补。仅仅归还艺术品——或是作出归还的承诺,但迟迟未能兑现——远远不够。那些曾经造成的创伤必须被揭示。这项工作还要将新的掠夺形式纳入考量,并认识到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往往正是这些行为发生的场所,甚至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这类模式并不民主,因为它们阻碍了其他文化发展、展现和捍卫自身的自治方式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此外,这些模式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贫乏,因为其漠视人类栖居于地球的其他可能方式,迫使我们接受种种虚假的二元对立,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却落在那些不愿接受这些划分,或认为其毫无意义的人身上。
长期以来,专家与艺术爱好者无不赞叹帝国博物馆的馆藏之美。直到近几十年来,文化机构才开始对这些文物的来源地,以及它们在进入展柜之前所经历的辗转流徙表现出一定的好奇。然而,对于来源国本身及其公民当下的现实处境,这些艺术专业人士并不在意,这使得前者作为历史主体既无发声权,也无立足之地。如果我们只保护那些被定义为“属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就等于无视了各种文化遗产之间的紧密关联。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迁徙与流离的历史都塑造了每一处文化遗产的物质与象征结构。因此,我们所继承的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交流场域。文化遗产的意义并非存在于一件件孤立的物品之中,而是这些物品所维系的关系之中。因此,对待文化遗产,不仅意味着关注其源出的思想传统,也意味着关照过去与未来的世世代代。在这样的前提下,与边界明确的民族国家相绑定的所有权观念便难以成立,因为文化遗产的构成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
在非裔巴西艺术家阿琳·莫塔(Aline Motta)的影片《水是一台时间机器》(A água é uma máquina do tempo,2024)中,她回忆起童年的一段经历:她的白人邻居,也是她最好的朋友,曾问自己的母亲:“阿琳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这个孩子指的是阿琳的肤色。
多年后,莫塔开始深入探究自己的身世,并将这段追寻转化为影像。在白人父亲那一侧,她能够将家谱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而在非裔母亲的家族一侧,她所能追溯到的最早一代,是她的曾曾外祖母弗朗西斯卡。甚至关于她,后人也知之甚少。档案冷冰冰地保持沉默,只留下她死于肺结核的记录。“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竟将一个女人永远定罪?”莫塔问道。既然官方历史无法给出答案,她决定让时间逆流。如果她儿时喜爱的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的主人公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能够穿越回过去改变现在,那她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呢?
西方时间观是线性、渐进的,依照先后顺序展开。这是一种颇为便利的时间观,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告诉自己,虽然遥远的年代或许犯过一些“错误”,但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相比之下,莫塔提出了一种螺旋时间观:时间可以向后回溯,也可以重新“回到”未来,从而动摇主流记忆秩序。我们继承的历史文献,难道只能用来印证那些延续压迫的叙事吗?抑或,我们可以将文化遗产理解为一个能够激活未曾发生之事的场域?问题在于,如何让那些被压制的历史获得具体的形态,让被抹去的声音重新浮现,并想象那些因种族灭绝暴力而被扼杀的生命。
世界的历史是一部共同的历史,扎根于情感体验与生活经验。从这一视角重新思考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质疑这一概念本身,还需要追溯其词源。自2015年以来,法兰西岛大区HF协会(HF Île-de-France)的一群思想家、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活动人士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在年度会议上,他们倡议将欧盟成员国举办的“欧洲遗产日”(Journées du patrimoine)转变为“母系遗产日”(Journées du matrimoine)——借用中世纪词汇“matrimoine”,意指由母亲传承的遗产,与指代父系遗产的“patrimoine”相对。他们希望借此推动对女性历史贡献的研究与传播。在罗马法中,patrimonium 与 matrimonium 原本是两套相补的制度。前者指男性带入婚姻、并由父亲传给儿子的财富,以确保父系血统的延续;后者则指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承担的角色,包括生育、身体以及抚育后代。如果说“父系遗产”保障了财富与男性血脉的传承,那么“母系遗产”所贡献的是生命的繁衍。到了16世纪,这种“母亲的财富”(good of the mother)逐渐转变为“作为财产的母亲”(the mother as a property),婚姻也越来越成为丈夫消费与控制妻子的制度。HF运动提出的主张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历史传承的方式:不再以个人、孤立的物品或民族国家为中心,而是将目光转向共同拥有的事物。
拥抱“全世界”(tout-monde)的记忆——其中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艺术,以及借用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说法,“非人类语言学”(therolinguistics)的表达——是理解共同世界的关键。这意味着要认识到,系统性暴力造成的苦难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而这里的“所有”已不再局限于人类。地球共同体的活动必须与地质、气候、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时间性相协调。所有生命形式都在向我们发出召唤:从整个世界,到整个星球。
处于中心位置的应是地球,而非人类这一物种。在这一框架下,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不再成立,单纯依靠文献与器物来书写历史的方法也同样失去了效力。物并非惰性、静止的存在,而是有灵的在场。我们还能沿用自18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概念吗?显然不能。那么,究竟什么构成了我们共同的遗产?纪念碑、历史遗物与档案仍将存在,但它们不再享有特权地位。意义不再有单一的中心,只有一片由异质关系构成的群岛。这意味着,我们想象、保存与传承过去和未来的方式,都需要彻底重构。在“母系遗产”(matrimoine)的概念中,文化不是财产,而是馈赠。我们不必在一幅画与一棵树之间作出选择:照料一方,就意味着同样照料另一方。
曼努埃尔·博尔哈-维莱尔(Manuel Borja-Villel) 现任纽约大学2026年度西班牙文化与文明讲席教授。2008年至2023年,他曾担任马德里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馆长。
文/ 曼努埃尔·博尔哈-维莱尔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