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11月中旬，我被邀请与纽约的一个写作课班skype视频。数月的中西部生活让我倍感乏味，看到这些衣着讲究、求知若渴的纽约大学年轻人真是高兴。他们背后是无窗的砖墙，开始都略显拘谨，但慢慢就进入了状态。他们读过我关于90年代女权朋克的书，想谈一谈书中内容在今天的意义。这本书是否对当下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有所提示。
纽约的朋友们不断给我发来信息。整座城市都处在震惊中，他们说，或者哀悼中。大家愕然，哭泣，空气中弥漫着沮丧的气息。就像9/11过后，有人说，而我还记得地铁F线上粗糙、友爱的大家庭气氛。在那不久之后，当小布什把震惊和恐惧送去伊拉克人民家门口的时候，我坐在一家丑陋的同性酒吧喝维威士忌，眼看着我们酒后的扯淡和乌托邦式的调情被大规模死亡浸透。那一阵我所有文章的人称用的都是“我们”，纸上誊写的都是集体情感的慰藉。
印第安纳这里没有地铁，我也从不坐公共汽车，城里的同性酒吧开门太晚，早睡的我从来赶不上。市中心空空荡荡的人行道旁，挂有“我们信仰上帝”牌照的SUV和皮卡在高耸的停车楼里兜着大圈盘旋向上。欢声笑语都在各种会所、健身房、食品公司、教会、犹太教堂的领地内部；走出来则啥都没有。和我知道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此稀少，我几乎可以理解这里的人们会怎么投票，就好像其他人的生活都不是真的一样。
大选后的一周，我每天离开家门只去一个地方：一个窄小的浅层泳池，与我共享此地的，除了靠水中慢走锻炼的老年人，就是两个浮潜的男人。我们在时区的边缘，早晨8点起来游泳是见不到太阳的，我就想，简直跟阿拉斯加一样！原来我是住在阿拉斯加，或是冰岛啊，真够浪漫。然而在北方，人们通常是靠聚在一起熬过严冬的。我们这儿需要冬夜的聚餐会，和市民温泉池边的派对。我们同时也需要游行集会，以及星期天的行动主义沙龙。我们镇上一些平时在一神论派教堂组织百乐餐的宣传种族平等的白人青年曾经决定去商场散发传单，想让圣诞购物的人们签署抵抗公约书。商场扬言要逮捕他们，于是活动不了了之。
最近，我考虑最多的不是90年代朋克，而是30年代末人民阵线时期的美国共产党：当革命的地平线渐渐消失，有深刻缺陷的实用主义联盟取而代之时，激进的政治文化纲领去了哪里？那是更大图景下的一个非常奥巴马式的时刻，一个奢侈的思想困境，接踵而至的就是无数清洗、黑名单、驱逐和杀戮。但那也是对今天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时刻。
我曾经仔细听过Leadbelly的歌。当“工人”的形象和对种族平等的诉求一起随着革命地平线的封闭，从他的活动家听众们的政治里消失时，他开始在作品中加入体力劳动者痛苦粗嘎的喉音。拿起这锤头—HAAH! 他唱道。把它拿给船长吧—HAAH! 告诉他我走了—HAAH!告诉他我走了。
我也听过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1956年的一个故事里被一名年轻女孩儿误认为是“尖叫”的福音音乐。女孩儿第一次在她朋友的教堂里听到这种“尖叫的”的音乐，随后流行电台的播放更加深了她的印象，几乎将她撕裂的歌声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种族主义的残暴（“为什么他们这样尖叫着唱歌？”女孩问她妈妈。“我老听到这样的歌声。”）但她除了徒劳流泪以外也别无他法。
现在我又在想：Bikini Kill的《Double Dare Ya》开头的电子哼鸣音，麦克风刺耳的嚣叫，Corin Tucker在Heavens to Betsy那噪音般的嘶喊，这些使90年代女权朋克对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形成影响的音乐——我尤其讨论了那些繁衍于互联网付费墙之外的民间女权思想。我告诉学生们，暴女（Riot grrrl）诞生于这个国家12年右翼统治的晚期。Anita Hill出庭控诉性骚扰的时候，这一运动就已处于酝酿当中。在对女性的攻击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年轻女性，而当时的主流女权运动不能提供任何语言或舞台来解决这个问题。25年之后，暴女效应仍然持续影响着女权主义思想。当你对所处时代做出回应，这一回应的功效可能会一直延续，不断变形，传播繁衍。
当事情不能被直接清楚地表达，在政治领域找不到对应的舞台或词汇时，它们就会寻求混生的形式，跨越时间和空间，承载历史上难以言表之物，如同长满凌乱苔藓的橡树枝。歌曲中承载了回音、哼鸣、呻吟和尖叫。正是这些声音让歌曲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下去。
但这并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告诉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纽大学生们，窗外印第安纳天色渐晚。最重要的是去保护那些我们能保护的人，并且记住这一点——我们可能无法短时间打赢这场仗，所以在此期间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仍然至关重要。可能是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更多时候肯定是去救助别人。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捍卫我们可以捍卫的人，以我们可以做到的各种方式去抵抗。然而，我们都需要生存的养料，就像儿童绘本《Frederick》里的田鼠一样。周围的朋友，只要有了小孩儿，我都会送这本书，在这些让人窒息的日子里，小孩儿却那么多，面对其他选项，我完全愿意将情感投注在繁殖未来主义上——暂且称之为酷儿母性吧。谁有更好的主意吗？绘本中的田鼠收集了足够的食物过冬。但要熬过灰色的冬日，他们还需要音乐、诗歌以及对色彩的记忆。如布莱希特所说，在黑暗的时代，也会有歌唱，但歌唱不仅仅是关于黑暗时代的。
因此，我们向过去寻求帮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已经开始带着一系列复杂、富有挑衅性的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还可以倾听那些难以言说之物——在目前各种条件下变得几乎不可能的视野——一直试图传达的东西。这样做也许可能帮助我们幸存，保护自身，也保护他人，在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我们回应中的言语、尖叫和呻吟不仅可以支撑我们自身，也会令后代的人们从中获得启示。
翻译：关赛
萨拉·马库斯（Sara Marcus），著有《女孩上前》（Girls to the Front，2010），文章发表于《新共和》、《Bookforum》、《艺术文本》等多家媒体。她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及跨学科人文专业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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