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16年在很多美国民众看来是命运多舛的一年，不仅众多明星学者相继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川普的当选，上演了本世纪美国民主制度最荒唐的一幕，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个看似颂扬多元文化、种族、价值取向的社会会选出与其彻底背道而驰的总统？从选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白人总统到美国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重新浮出水面不过短短8年时间，这是文明的倒退还是历史的玩笑？文化、艺术和知识的位置和职责又在哪里？
《L'Adoration du veau》（1941 – 1942）是Francis Picabia创作生涯晚期的一副绘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个牛面人身的怪兽，在构图的下方有许多竭力向上伸的手臂，企图够及牛面人的脸。于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创作，这个怪兽的形象正象征着希特勒或是纳粹的非人集权，而这些手臂便是代表了当时盲目的拥护者。这幅绘画也是Francis Picabia大型回顾展“Francis Picabia: Our Heads Are Round so Our Thoughts Can Change Direction”在纽约这站的主题海报图像。这个展览由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Zurich）和纽约MoMA联合策划。我于6月现在苏黎世观看了展览，印象颇深，之后在展览巡回到纽约之后又再次参观。整体而言，虽然作品和展览叙述在两站基本相同，但苏黎世美术馆的展览设计和空间安排远远盛出MoMA。苏黎世美术馆的空间要大出很多，让每幅作品有呼吸的可能，并为展览叙述提供辅助，而MoMA的空间安排先得太为拥挤。更有趣的是，我猜测将《L'Adoration du veau》定为展览主题海报图像可能是展览在纽约开幕之前，也就是川普当选之前的决定，对于纳粹的比喻此时恰到好处地移植到川普身上：如果他是那个人身牛面的妖怪，那么向他伸手的拥护者又是谁呢？尽管Picabia可能是通过此画作来表达他对德国纳粹的看法，但他晚年的政治观还是颇为复杂和具有争议的。就像艺术本身永远无法脱离政治，无法脱离一种真理与谎言的纠结。
2016年看过的时间跨度最大的展览是柏林汉堡火车站的群展“Capital: Debt-Territory-Utopia”。这是一个延续了所谓“百科知识”式策划方式的展览，即把历史各个阶段视觉文化领域所生产的物件和档案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在一起，以展览的语言来构建一个有关“资本”的叙述。此处的“资本”特意由博伊斯为1980年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The Capital Space 1970–1977》为出发点来重新探索“资本”的内涵和意义。尽管展览的部分叙述显得太过铺开而不够深入，但引入的很多历史叙述还是颇有意思的，比如贸易的起源、不同文化社会对资本的早期理解等等。对于博伊斯而言，他企图通过艺术实践为资本作新的定义，将资本从与金钱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把人的创造潜能放在经济思考的中心，使“艺术等于资本”。当然理解这种定义有一定的陷阱，博伊斯意在将资本与金钱脱离开来，本身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并不指向我们如今所熟悉的所谓“创意产业”（简单地以创意来生产资本），因为后者仍旧是一种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资本关系和定义。 而“Capital: Debt-Territory-Utopia”正是要提出当下非常具有紧迫感的问题，即什么是资本？它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而将来又可能变成什么？
同样是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的另一个同期展览也让人耳目一新，土耳其艺术家Gülsün Karamustafa的回顾展“Chronographia”。生于1946年的Gülsün Karamustafa是20世纪下半页土耳其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她的实践对年轻一代的土耳其艺术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展览对 Karamustafa创作的主题，包括移民文化、政治迁徙、流行文化、性别与女性主义等等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她的作品来提供一种审视西方文化的独特视角，而这种视角又与 Karamustafa的中东文化根源息息相关。展览并未特意过分强调 Karamustafa的女性身份，而是将这一叙述穿插编织到其它众多广泛的议题中，从而得以呈现艺术家实践的丰富性。
纽约The Met Breuer的回顾展“Kerry James Marshall: Mastry”当然是众望所归，但其策展非常简单，甚至过于简单，因此这是个在各方面都很“安全”的展览，只要观众是“政治正确的”，那这个展览一定是“好的”。当然，剥出一切策划理念，来让作品彻底地自我闪光，恐怕也只有像Kerry James Marshall这样的画家才做得到吧。另一个吸引人的展览是 保罗·克里的藏品展“Humor and Fantasy—The Berggruen Paul Klee Collection”，尽管展览很小，作品也几乎全是小尺寸的，却让人意外地欣喜。
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人坦然总结文化艺术界“盛事”的一年，太过调侃显得异常虚伪，而任何批判又值得三思其意义。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和文化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vanity project”？成为了炫富、炫身份、炫品味的手段？艺术是不是在成为另一种变态的民粹主义？而知识份子那咬文嚼字的清高使得艺术概念变得高深叵测、抽象难懂、拒人以千里之外？什么时候艺术沦为了要么是动则千百万的高级派对，要么是枯燥乏味的闭门学术讨论？ 当我们还自以为“政治正确地”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从未真正在乎过我们“圈子”以外的人。但或者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有机会重新洗牌，从头来过，再一次参与历史的循环往复。
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人类学家Gabriella Coleman的著作《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2015），书中幻想的下一场革命具有类似电视剧《Mr. Robot》的剧情，由黑客入侵全球最大银行安全网络直到摧毁所有债务记录，给予世界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然后呢？在废墟上重建比摧毁本身要艰难太多。
翁笑雨是一位常驻美国纽约的策展人和作者。她目前是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副策展人，负责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国艺术计划。
文／ 翁笑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