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与其开列一份2016年的清单，不如观察一些问题意识在这一年的表现。不如说，我们需要——在今天尤其需要——通过“回顾”去辨认那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在这一年的表现、其动态或激化。
“回顾”也是体现某种共同性的时刻吗？当艰难疲惫的一年过去，我们分享观察、见识与观点。但是，我们在分享什么？在这一年打击了我们的事物中，在洪水和雾霾中（以及不属于这一年时间之内却近在咫尺，正在被遗忘的砍杀、爆炸和驱逐），我们能分享这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所带来的那种可见性——那种使中国空间在瞬间的撕裂中被看见，继而又关闭了的可见性吗？如果，它不可能被分享，但可能被分担，我们是否可以在一次“回顾”中承认，这种分担是建立在一种并无法聚集每个人，也无法以讨论、以“回顾”为表现的形式——一种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明灭不断的瞩望之中？这一年，我们有关于这种瞩望的作品吗？还是它正在生成之中？
如果“回顾”是我们在为困难——分担可见性的困难——寻求一个诚实前提，它可以有不同答案。但并不能立刻说，“回顾”是“共同处境”的提示。“共同”已经是一个濒临被滥用的词汇。虚伪的共同性，是建立在对“分离”的占有的基础上，因为权力已经决定了人与人分离的原因和表现方式。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共同性\回顾会成为一种“最快捷修补”（诗人阿什贝利的题目）。“回顾”可以不再是拢合，不再试图规范这一年中已经彼此分离的事物。在“回顾”中，我们也可以从对那些产生分离的原因的批判，转变成为对共同性的批判。
如果“回顾”的时刻是反思的时刻，那么，“回顾”应当尤其帮助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假的发展状态中去自我叙述。因此，“回顾”应具有反回顾性吗？
在《希望的原理》中，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写道：“一如伏尔泰所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重复去说，直到它被理解为止”。并且，关于这些事情，我们甚至不再能够提供新的叙述。“回顾”是这样的重复吗？“回顾”是否包括重复\重申？更意味着，“回顾”必须把这种重复性，转换为正在到来\将来的事物吗？
因此，允许我不例举这一年的作品、活动与项目，而是递交一些问题或提议。既是递交给每个阅读这“断片”般的临时报告的人，也仿佛在递交给一位沉默、绝对的收货人。
2016年继续灾难不断。当我与朋友们在东北，对“灾难”这一主题准备一场小型公开讨论的前夜，湖南洪水中的尸体使我们的立意瞬间空洞。
“灾难”带来的差异，是真正的差异性的现身吗？这种差异性不同于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性，而是由死亡开启，一如2016年，一系列死亡事件重启了“人民”。这一年，我们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被代之以“公众”、“他者”等较为精致的词汇之后，一系列死亡事件使“人民”一词再次逾越了各种替代性的用词，回归现场，从而也再次证明在思想世界没有永久替代方案。
连续不断的灾难、死亡以及还将发生的事件，促使我们感到处在一种无可避免的共时性之中，并且，这种共时性也表现为必死性。我们怎样从自身、从“人民”的病变和一系列事件的压强中，认识到这种必死性呢？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在完形为一个人类历史空间的中国的必死性吗？我们需要理解：死亡是怎样在当代被管理的，怎样的言语和程序作用于死亡，国家空间怎样成为实现必死性的场所？需要把我们理解死亡的方式，同国家管制死亡的方式和习语的定义再次区分开来。这不仅与理解死亡有关，这也是理解不被驯化的命运的前提。因此，对死亡的理解，与我们所进行的是怎样的工作有关。
2016年，“联合工作”表现踊跃，尽管其建构仍然往往浮于表面。我无意评述2016年的联合工作的表现得失。梅洛·庞蒂写道：“我们永远不能自以为是地把历史的冒险当作不同于我们当前行动的某种东西予以打发”。因此，“回顾”也是对那些无法立刻纳入行动和理论分析的内容在这一年的反扑的“回顾”。并且，也应包括理解往昔的幽灵在这一年的表现。
“联觉”（或通感）——作为盗火者知识——重新凸显。联合工作可以是“联觉”的表现，但为了不被均质化，是否可以容纳“联觉”的某种激进化形式：错觉（“联觉”的后裔）？“错觉”曾作为对“形象”进行批评与治疗的美学方案，在今天已经非常边缘化。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果戈理也许可以再次作为我们理解死亡与国家空间的关系的指引者。并且，果戈理正是一位在“错觉”中激发并更新人类社会中的那些“次要形象”的作家。2016年，我的一些同时代写作者们开始重读果戈理。
如果“联觉”是一种“普罗米修斯知识”，由此理解果戈理关于山地民族自然力的写作（如《塔尔斯·布拉巴》中“自然力”的命运），以及“联觉”在缺乏“自然边界”的人（或受压迫者）为自己寻找\发明一种“自然边界”、从而在世俗社会中赋予自己新的自由身份时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今天的国家空间与死亡理解、与非汉族地区的关系，也许并非舍近求远。
联合、组织那些不被当代乞乞科夫们收编利用的错觉（而非逐年自我驯化的“正见”），以及作为错觉形式的“回顾”，可以构成另一份《狂人日记》吗？可以从这样的“回顾”虚构一份“死魂灵”重构计划吗？当我们撰写这样的“回顾”，这样的“狂人年鉴”时，那位沉默、绝对的收货人正是一位我们尚未认出的乞乞科夫吗？
2016年，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律师的不懈工作，但是，我们还需要灵魂状态的律师吗？心灵领域与国家空间的契约的痛苦重构，需要为之工作的人重新理解并成为灵魂状态的律师，后者是广义诗学的任务。
2016年，是一些少为人知的中文创作者深入写作的一年。作为中文文学写作者的一员，我想提请读者注意当代汉语的悲剧书写，以及那些正在向中国非汉语领域转移、并重建与异质性的联系的书写。这些方向，即使从不显赫，但正在写作者中被探索。在此，允许我推荐两位小说写作者写于2016年的作品：金特的《满洲里》，童末的《拉乌霍流》。
进行“回顾”，以及在人生中每年做出计划的深层需要，是回应关于希望的理解吗？当我们理解何为“回顾”，进一步，是理解“何为希望”的开始吗？这意味着，在进行这样的“回顾”之后，我们能够不再以否定性为前提（例如情怀论的、或简单公共知识分子的否定性），不再以一种消极省心的普遍性把所在地定义为沉沦的国度，尽管我们时刻都在面对新的证据。进行这样的“回顾”之后，意味着，我们能够不放弃追寻、并信任这个国家正再次凸显出一系列精神创造的可能。同时，我们也能够不沉溺于各领域浮于表面的分歧所带来的争吵。
新的一年仍会是严酷的一年，甚至会是我们关心的领域继续处境恶劣的一年。但因此，也是对每个人的要求更为清晰的一年。对于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方式、精神叙述和政治学的现场——进一步，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空间，亟需重新叙述。我们暂时把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影响这一切的力量动态局势，称呼为中国空间，并需要廓清它与传统文化空间和世界主义空间的区别。事实上，尽管早已开始，但2016年，人们在写作和思想中的一种内在性已经显露：需要再次探索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也区别于被新工具改头换面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观。
王炜，诗人、批评和戏剧写作者。著有《诗剧三种》、文论集《近代作者》等。
文／ 王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