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1、拉夫·达兹，《末日前的一天》，2016，短片，时长16分钟.
去年5月，在第62届德国奥博豪森（Oberhausen）国际短片电影节上，独立电影导演拉夫·达兹破例放映了短片。和他四到九小时的长篇电影不同，这部新作的速度感很快地进入了模糊的地域：诗人在街头背诵着随机挑选的莎士比亚台词，整部电影没有字幕，也似乎没有翻译的必要。虽然背景是2050年的菲律宾，但时间、空间和语言对紊乱的感官并不包容。也许和电影中的速度感一样，在去解读这个会在未来崩塌的现实时，时间和空间感，以及对语言的理解都不再被需要。存在于当下的狂风和洪水在制作漫长的DCP格式投影的超大荧幕上袭击着城市，雨水中的骑行者被黑白镜头带过，环境和颜色从几百位观众席中挤出有关生活体验的迫切感。作品没有带入十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但是在短短的16分钟里，我开始明白导演为何在长篇中不愿与时间妥协：他描述着被当代文化再次推进潮流语境中的诗歌终究也是会被冲走的，诗歌无法帮助电影中的人走出淹没至腰身的洪水。似乎影院中几百位观众共同感受到了“一切都没有价值”，理性无法在当时调动起“集体情感并不能作为任何事件的预设”的道理，但也许集体的迫切感正是需要通过模糊了个体概念的情感乌托邦而生产。电影结束，朋友转过身掩饰不住激动地说“So good”，他旁边的观众转过头微笑地注视着我们。
Lav Diaz, Ang Araw Bago Ang Wakas (The Day Before The End), 16mins, 2016.
2、亚当·库蒂斯，《超常态化》，2016，BBC纪录片，时长165分钟.
在欧洲的文化圈，公开表现对难民的恐惧是不被允许的；同样不能预设的还有：并非所有创作和输出者都对复杂性感兴趣，或都愿意效忠于复杂性，无论是社会政治的、抽象感官的或是努力不去区分这两者的。亚当·库蒂斯近3小时的影片像是对棘手的复杂性所做的承诺，无所顾忌地嘲弄自由派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这些“结果”时对于另一群人的指责和抱怨。社交媒体依仗庞大企业支撑起来的数据库只为你提供依你喜好筛选后的新闻，像一面镜子，为你映射在个人主义社会趋势下能够得到安全感的途径。此时的从政者们已经接受和理解他们向群众传达的“现实”与现实本身并无关系。在片中我们看到，普金政府的顾问、前戏剧导演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 (Vladislav Surkov)对前卫艺术和戏剧手法的运用如何对应于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而普京和特朗普又如何使用管理阶层的手段启动了不能被终止的变形模式，后者甚至以此击败了媒体的功能。库蒂斯所做的不仅仅是清楚易懂地呈现了比如穆阿迈尔·卡扎菲（Colonel Gaddafi）在近30年内被“西方”交替塑造成恐怖主义领袖和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过程，在导演提供的图像和文字中，他也充分解释了恐惧感所处的位置，因为它也是复杂的。复杂的和被戏剧化的现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运动中的结构，但后者的运动却只针对事件的结果。
Adam Curtis, Hypernormalisaiton, 165mins, 2016.
3、艾瑞阿·迪恩，《终结循环》，2016.
女权和平权运动的众多理论家和激进份子为改变人们彼此相待的态度垫下了基石，而多种技术和科技，比如自拍和直播，试图进入“在此之后”的语境，从中得到认可和再次肯定。艾瑞阿·迪恩三月发布在thenewinquiry上的文字指出这些技术和科技的使用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往往建立在无知的、没被反思过的特权之上。当具有人种、经济和阶级“优势”的女性艺术家在instagram或者YouTube上越来越多地谈论自己的性冷淡和焦虑，上传在家中或在“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的酒店里不经意地暴露出身体各个部位的图片，她们“无所畏惧”的自我物化同时在漫不经心地掩盖着更加真实和残忍的对于女性身体的物化和暴力。经济的推动转变着不同语境中的女权议题，在当代艺术中能见度高的“女权”更多的意指白种人的女权。面对性别、身份、种族的复杂性，经济和市场的角色是一个只有基本的编程、但会用尽手段去达到目的的极端理性的智能员工，渐渐会忘记它到底是在为谁服务。正如当下许多男性艺术家熟练地运用着同志美学，抽象地宣扬着自己流动的性向，“女性”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某个或多个群体，然而其作为关键字却也在资本的流通中变为可使用的货币。
Aria Dean, Closing the Loop, 2016.
4、哈米德·达巴什，《操你，齐泽克》，2016.
也许齐泽克早就习惯了这两年来越来越频繁出现在讲座上听讲者对他的挑衅，他以一种助力于历史感的学者姿态“包容”和转化着观众席中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历史感看不到观众的声音被转化后无奈的摇头，这为哈米德·达巴什的发声提供了必要性。达巴什邀请瓦尔特·米格诺洛（Walter Mignolo）为他的书《非欧洲人能思考吗？》（Can Non-Europeans Think?）写前言，而齐泽克面对这篇前言产生了富有“正义感”的愤愤不平，多次在回应中搬出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作为辩论的依据，无视达巴什的文字是为了解放这种在后殖民主义框架里产生的局限性所著的独立宣言。达巴什指出，写作时越过肩头死盯着笔尖的“欧洲”和“西方”已不复存在，“霸权”和“反霸权”对欧洲和对欧洲人的影响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法农确实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哲学体系，但对于穆斯林礼仪中面纱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偏差，他并不能作为“有色人种学者”的代表，更不能如齐泽克所愿、被当作他的武器使用。当代社会有许多被想象出的地理结构，达巴什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去克服“欧洲”这个概念和它的表现方式，因为“欧洲”概念的创建和“第三世界”概念的创建是相互关联的，而没有人仍是后殖民主义生物，有如达巴什的写作并非有一个预设的对象却被许多“欧洲学者”当作是具有针对性的文字。东方主义关乎知识和权利，达巴什十分警惕地强调，通过身份认同去争取知识和权利也是同样需要被抗拒的。
Hamid Dabashi, Fuck You Zizek, zebooks.net, 2016.
5、全喜卿，《为了保持相同而更新》，MIT出版社，2016.
全喜卿在书中提供了一个案例：慈善机构“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的创始人杰森·卢塞尔（Jason Russell）通过制作视频《科尼2012》（Kony 2012）来发起人们对乌干达反动领袖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所犯下恶行的关注，并号召将他逮捕。在影片中，2012年为观众可以资助这场运动的最后期限，紧迫感在有如音乐录影带的剪辑中跳跃。期限过后，反动领袖并没有被抓到，杰森被指责是虚伪的，还被嘲讽为“白人救世主”，后来他因短期内受到巨大曝光和批评而精神崩溃，裸体出现在街头发狂般地踱步。全喜卿指出，由于科技和网络的结构越加依赖社会矛盾，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制作者都在场于不会产生实际变化的运动中，有如阿拉伯之春通过社交媒体成功地在没有领袖的前提下聚集了群众，但社交媒体没有提供社会前景的蓝图。激发了埃及游行示威的互联网行动者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止不住地道歉和落泪，他说死去的人不是他的错，有如杰森·卢塞尔发起的媒体公司和慈善运动也并不能对乌干达反动军队招募和虐待儿童负责。全喜卿对于网络的基层建筑的强调有着决定性意义，她提出信息数据网络的建构依赖于所有人在既有公共空间中的曝光，以及信息和机器间不断的交流，对于网络的信任和私人空间的依赖都是被虚构的体系。和库蒂斯的电影一样，全喜卿在书中反省了最初被创造出的对于网络的乌托邦式幻想，而这种数字革命从未到来。她深入地分析了庞大的数据如何利用来自新自由主义主体的期待和失望，不断供给更新的可能性，通过灾难来形式化地改变使用者的习惯，通过塑造习惯来建构无法被改变的空间。
Wendy Chun,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The MIT Press, 2016.
6、欧申·王，《有退出伤口的夜空》，Copper Canyon出版社，2016.
欧申·王的母亲是一个美甲师，在一个夏天午后，她告诉客人她想去海滩，但一直错误地把“beach”（海滩）读成“bitch” （婊子），客人建议她用“海洋”（Ocean）来替代，比较不容易搞错。当她理解到“Ocean”是指可以触碰到越南和美国的水域时，她将儿子的名字改成了“Ocean”。拥有移民身份的文化工作者往往需要在这样俗酸的符号和感受中导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理所当然地被遗弃，战争、可乐、圣诞节、胡志明市、炸弹、家庭和诗人的出生。在多萝西·王（Dorothy Wong）所著的《思其所在》（Thinking Its Presence）中，她提出分析亚裔美国人的诗歌不能将对符号性和对诗语及结构的理解区分开，也不能只看任何一方。欧申·王对于符号和语言都同时不断地、不吝啬地给予。读王的诗是一种磨难式的享受，一个诗人将脆弱性当作句子的影子，暴力即刻转为非暴力，守护与读者间变化着的隐私与权利。
Ocean Vuong, 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 Copper Canyon Press, 2016.
7、萨拉·阿赫麦德，《离职是一项女权议题》，2016.
“有时候，离开是为了留下”，阿赫麦德在自己的博客文章开头说。留下继续在女权的语境里工作，意味着必须离开阻扰你这么做的体制。“私人的也是体制的”，阿赫麦德分享她的故事：2013年金史密斯学院开始传出学生被骚扰的故事，但阿赫麦德那时不知道能做什么，而能做什么本身应该是在体制中对个体最基本的保护。当一个事件变成了已知的，就同时意味着你在参与这个事件本身，这点从交谈者对社交场合带有性别、种族歧视的语句的默认中可以得到体现。体制将所有人转化为同谋者，也无法在这个体制内去改变，因为体制本身的构造阻扰这样的改变。对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情感，无论是怎样开始和结束，都有权力被滥用的潜在可能性。在师生恋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双方关系想象成权力瓦解的领域，两人从彼此身上得到固有位置的解脱。然而，“爱恋”和“同意”（consent）的界限在既有的权力关系特征中是否已经被模糊化？体制和政策是被需要的，因它们制造了师生和教义中的权力与符号。符号的退场将会把私人的和体制的争议都带到公共空间，持续发挥着作用，这正是阿赫麦德通过离职所要传达的。
Sarah Ahmed, Resignation is a Feminist Issue, feministkilljoys.com, 2016.
8、《黑镜》第三季第四集《圣茱尼佩若》，2016.
不同于《黑镜》其他短片，《圣茱尼佩若》（SanJunipero）没有对于科技的曲折、黑暗和出乎意料的渲染，它更像是普通的爱情故事，不过背景在年代中切换。主角彼此之间的吸引力简单直接，也将后来才被揭开的科技所制造的现实甜美化。当意识到两个年轻女孩其实是两个老人在医护中心上传到圣茱尼佩若这个云端的自我意识，由于爱情的自然化，科技的地位变得十分理性。面对可以选择永远生活在云端，约姬（Yorkie）没有犹豫，因为她在现实中未曾体验去爱的自由，而上传意识让她能够弥补遗憾。“选择”对于“想象未来的科技”而言似乎是奢侈的事，面对爱情，科技常扮演一个最终会越界和搅局的角色，很少只是透明地为爱情服务。对于结局的解读有很多种，大多都跟解读者对于非物质灵魂的态度有关。当约姬的爱人凯莉（Kelly）去世后在云端出现，约姬的意识是她自己，又或仅仅是一个意识的复制品？活在虚拟的云端和死后的云端世界“主客体”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哪些现实是可以消解下咽的，哪些又是被动去接受的？假设我们能放下寻找主观意识的替代品，假设天堂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圣茱尼佩若中，爱情和科技首次出现了联合胜出的结局。
Black Mirror, #SanJunipero, 2016.
9、安诺查·苏薇查柯邦，《入黑之时》，剧情片，2016，时长105分钟.
他侬·吉滴卡宗是泰国陆军中曾有过的独裁者，1976年10月6日泰国法政大学的学生由于抗议他回归泰国遭到屠杀。安诺查·苏薇查柯邦的影片中，一位导演为了新的剧本采访了一个自称不是“活着的历史”而是“幸存者”的女人，谈谈有关于40年前她参与的这场抗议。她们在一个餐厅中，有人提议应该由被采访的主角本人来写电影的剧本，这为影片后来频频出现的影像或声音错位做了铺垫。影片的后半段被带入了同样的场景和对话，导演与“幸存者”的相处分别由两对演员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饰演。影片从再现军队对学生的暴力制裁开始，而“再现”的方式十分熟练地借用了电影的制作结构，其中包括某位副导演拿着扩音器对军人大喊“再粗暴些”。虽然说影片关乎电影的制作结构，作品却不仅是简单的解构。比如一个演员在影片中需不断地变更角色：饰演本人、饰演他者、饰演本人在饰演他者、饰演他者在饰演被饰演的本人，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回馈系统。导演在个体和时空的不断交错中似乎有意提出的问题是他们通过什么产生了交错，又通过什么变得有逻辑？玩偶般的男明星主角、革命和抗议中的爱情、故事性的有关历史的电影、再现幻想的模式、荧幕上的独裁和死亡，以及继续为影片调色工作的人们……一切的运动都可以被正常的看待，好似需要如此才能理解周遭的环境。饰演76年抗议“幸存者”的演员说她十分疲乏和恐惧，那是容易让观看者产生关联的感受。疲乏和恐惧，因为不断需要去想象不可能的感受，去接受被欺瞒。当平整的感受出现在交错的时空和主体中，被感受到的舒适和被需要的警觉一并增长，从中生产出了有着新的需求的循环方式。它的要求包括，在听到“幸存者”说“我从未亲眼目击过如此暴力的景象”时，对“我”、“亲眼”以及“暴力的景象”自然地生产出以“再现”为主体的循环结构。
Anocha Suwichakornpong, By The Time It Gets Dark, 105mins, 2016.
10、罗克珊娜·盖伊，2014年发布《不羁的国度》，2016年推迟发布《饥饿》，2017将发布《难对付的女人们》.
第一次接触到罗克珊娜·盖伊的写作是在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的夏季理论班，盖伊的文字被视作为当代女权写作的一个范例。罗斯读了小说《不羁的国度》里描述主角被折磨时的心理活动的一段话，文字的极端挑衅着读者既想回避又须将书找来继续阅读的想法。小说呈现了一个女性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与想“驯服”她的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迈阿密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海地被绑架和被施暴的经历、在美国乡村老公的父母家中。她的父亲是海地有名的建筑资本家，而绑架她并在13天内对她施暴的年轻男性绑匪们是绝望的、无所畏惧的，甚至是“富有正义感”的。盖伊的文字在童话般虚构的现实和真实存在的暴力之间转化，激活和包容着读者感官上的悖论节点。盖伊说她一直都想把“暴力”真实地交给读者，如同对待信息般对待“暴力”——也许在真实感中，希望被构造起来。作为文字的输出者，盖伊的真实如海地的多面性，被想象，被呈现和无法被忽视。2016年最令人期待的书是《饥饿》，盖伊在twitter上提到，推迟发布的理由是书的内容让她感到害怕，并告诉读者2017年也许能读到《难对付的女人》和《饥饿》。
Roxane Gay, An Untamed State, 2014; Hunger, 2016; Difficult Women, 2017.
沈莘是一名艺术家，现工作并生活于伦敦。
文／ 沈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