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亲爱的NK：
上次见面的交谈中，我们起了一点冲突，我对自己当时的武断言辞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你说得对，我应该更留意自己的措辞，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因此在这段时间，每当我有些许精神上的私人片刻，我总是会重新回想自己说的那些话，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理解与想像。
当我们在东京说到“欧洲”这件事时，也许身为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我们之间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差距。好比当我们谈到克罗埃西亚是否作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时，你给了极为肯定的看法。克罗埃西亚确实是欧盟的一份子（在2013年经过前一年的公投之后）。但在历史上，克罗埃西亚作为欧洲世界与鄂图曼土耳其两大文明的交界，近代曾隶属奥匈帝国之下，之后经历了纳粹占领，到战后成为共产革命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它与西欧之间有着若即若离的复杂性。
我想谈论关于一个文化的归属，不论是对于一个区域或是一个个体，都略嫌武断。而这个将一个个体放在一种认同结构中的诉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我其实并不想如此将一个生命体放到那么大的结构中，然而，它也可能是将一个个体放在众多个体命运的行进之中。只是，我在想那里是不是有一种契机，去谈论这种内里上的对应与矛盾性。
可能我在你作品中的状态里，总是看到一种无国界的身体的形象。至少在我生长的环境里，因着清帝国、日本帝国的殖民，到国民政府几乎压榨的统治，到今日中国这个形变为帝国主义当代版本的霸权的阴影。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向外看出去的角色（虽然不能说用防御、伤痛、治癒这些词来简单描述），去对应某一种永远施加在你身上的力量，包含尚且还在我们周遭流动或转变为文化上的欧洲殖民性，或者日本的文化幽灵。又或许这里反而可以去谈论一种诞生中的开放关系，而在权力关系被努力弥平之前，又该如何谈起？
我好奇，这之间开放的关系究竟可以走到哪里？而这种吸纳与学习的关系中，包含着复杂的想望、情结、现实……你又是怎么想的？又试图如何表述、表达？我好奇在这些复杂性中，你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紊乱或整理——当然，一件作品未必是一件说故事的作品。
前几天我无意间找到一篇关于阿基·郭利斯马基（Aki Kaurismäki）电影的访谈文章，是Sanna Peden这位学者受访讨论阿基·郭利斯马基电影里的政治性。我发现这篇文章是一条可以解答你在Galerija Flora那件装置作品《KHORA》里问题的线索。访谈中他提到，阿基在《流云世事》（Drifting Clouds）这部电影中运用杜伯夫尼克（Dubrovnik）当作主角经营不善、即将转让的店名，后来又成为了阿基在赫尔辛基所开设的同名酒吧的醒目湛蓝色霓虹招牌——也就是你后来找到的地方——来指涉于上世纪九零年代在巴尔干战争里被无情轰炸、却鲜为人知的杜伯夫尼克城。电影的发行年份是1996年，这样的推断颇为合理；当时拍摄期间整个南斯拉夫战争尚未结束，杜城正经历了几年间歇接续的轰炸，导演还在影片中特别安排了一个纪念在波黑的战争的场景。这让我想到在Galerija Flora墙上你那写着“赫尔辛基”的霓虹字样旁边还留着的流弹孔，这之间的呼应关系显得更为强烈。
我好奇想进一步问你：这个“赫尔辛基”又指什么样的赫尔辛基呢？且让我们先忘掉阿基纪念的杜伯夫尼克，这里连结了欧洲两个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城市——但事实上两个城市都不是最南与最北的城市，而都是该国的南方城市——对于我而言，南方从前现代的富庶的想像到当代那和债务、军事、难民、危机勾连的形象，北方从酷寒、蛮荒到富庶、社会福利的国度，这一整个形象如何地翻转，除了近现代地缘政治发展的大历史框架之外，之于个别的个体又是什么样的想像？这或许是更有意思的。你试图寻找一个开放意义的空间，你想要找寻的形象又是什么？想要运用这个想像性的空间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有时候我会在ig上看到那个在杜柏夫尼克的“赫尔辛基”，虽然我想这些拍摄的游客应该因为不了解其间的脉络而感到困惑。或许，如今在战后整个杜伯夫尼克城的重见天日下，这段历史得以被更多的游客知道。但是个人方面，我也一直想起你曾经告诉我的，在战争以前你们常常一群青少年爬到古城墙上，或者坐在当时还空无一人的美术馆廊柱前，还有在空袭的时候，你们无知地跑去潜入巨大的岩石之间戏水。就像这个城市布满的流弹痕，那是只有像你这样的在地人才能够指认出的印记。
在我说出“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之后，事实上非常后悔就这样随口而出。用布尔乔亚或者布尔什维克作为定义一个人的标签，怎么样都是一种恶意的错误。这还无涉于这些词背后一套的意识形态辩证之事。我想再从姆拉登·斯蒂林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ć）这一辈的大名字重新谈起，他们那些令人着迷的身影和姿态，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哲学在他们的背后支撑，那被人津津乐道的“无所事事”与“不说英文不是艺术家”对当代艺术中全球主义的批判。艺术家不知不觉将自己放进了全球生产链、并在其中找寻位置的状况，就像你不是很认同那些贩卖全球化艺术市场对前南斯拉夫的好奇与怜悯的作品。事实上在台湾也是如此，我对那些将本土当作商品贩卖到世界的艺术家感到十分反感。另外，两者一定程度上也很相似，我觉得台湾艺术家再也无法透过贩卖台湾的特殊性位置而获得红利。我想说的是：在他们的艺术中显现的一种抵御的张力，以及如何处于价值冲突的角度，究竟又怎么回到他们自处在物质世界里的状态。
回头来说我在你过往行为/表演作品中感到有趣的部分，在于那些你观察到那种生活或环境中的易变性和脆弱性。像是你将自身放在街头的玻璃橱柜，还有在黑暗中的作品。也许，许多成分是从你自己经验出发得来的脆弱性，这让我觉得它们多过对女性身体与重复性劳动的探讨，我想重点并非在劳动这件事情上，而在于我们事实上都试图在工作中压制这种易变性和个人的脆弱。我一开始很怀疑，你那些看似消极的行为究竟试图与他人进行什么样的沟通。在这个旅程中，我太想要去找寻一种代表性的劳动状态或者生产关系（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度的曲解想像），或许这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听进去你说的话的原因。事实上，包含艺术，我们都太急于彰显沟通、急切地想建立一个关于沟通的叙事而加以传播。
在我刚到札格瑞布的第一天，你问我对它的印象如何，我很快地回答你：看起来很“公社”。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叫做公社建筑，当我搭车从新城前往旧城时，我感觉到城市的建筑本身超乎我想像地十分方正，却又有着比台湾还沉重的灰色调（我常常嫌弃台北的建筑呆板无聊，怯于使用颜色，却又在招牌和装饰上过份艳丽、张牙舞爪）。那好像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型态下才会有的部署状态——当然，步行在札格瑞布的市区中是轻松纾缓而充满绿意的。我觉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在Ribnjak公园对面David的旧工作室公寓，还有GMK使用的INA石油公司闲置大楼，当你在其中往上看向那美丽、精巧的回旋廊道时，会发现它们在一开始设计时赋予的目的并不似它们刚直的外表一般，那些善意被埋藏在内部。
回到台湾，我才知道杜伯夫尼克拜《权力游戏》的King’s Landing所赐，现在在亚洲真是旅游圈的当红炸子鸡。接连不绝的旅行团，我母亲都从暑期排到10月才能成行。我请她帮我带回几瓶在新宿鹿先生bar里看到的Rakija酒。
很高兴在我们的争执之后，你给我简讯。其实你知道我们会一直是朋友的，即便现在我们不适合交谈。
最温暖的祝福
F
文／ 方彦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