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17年纽约发生了两次要求取消作品的抗议，一个是关于Diana Schutz 在惠特尼双年展上作品《开棺》（Open Casket），另一个则是关于最近古根海姆“世界剧场”中三件使用动物的作品。这两个事件充分暴露了当代艺术及其机构与公众的冲突。而冲突的核心则是博物馆所捍卫的“言论自由”与公共舆论领域中的“政治正确”的狭路相逢。
这些冲突常常为“政治正确”所驱动，但是导致的讨论和结果却是那些以推崇行动主义和社会介入而自豪的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们所始料不及的。政治正确泛滥的动因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人之安全感的丧失，在今天的很多争论中，它正在成为道德高地，也成为人们发泄愤怒、拒绝理解的自我保护机制，同时也对艺术机构在讨论场域中的主权（sovereignty）——言论自由——构成了威胁。
对言论自由受到侵蚀的担忧，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艺术机构的担忧。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和当下民粹主义和新威权主义的抬头有关，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社交媒体的泛滥放大了这种焦虑。当然，事实上言论自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处于全然而自主的“安全状态”，它总是需要你去争取和斗争——在任何政治社会环境中都是如此。过去不比当下好，当下也未必比过去糟糕。
此外，或许还有另一种关于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
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本土工作多年，现在在香港工作的策展人，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机构的“原罪”。是否具备“自由的”表达成为了国际上衡量中国当代艺术的至上标准，围绕着自由与不自由，人们不断编织为了坚持普世价值的、对集权和压制进行抗争的、异议的中国艺术形象，被认定的“不自由的表达”却被归结为商业的、妥协的、甚至是道德堕落的，但是人们却很少去界定什么是“不自由的表达”，或者干脆忽略：即使在“不自由的表达”中，也存在着礼貌而富于“外交辞令”的、自我审查的和被禁止的等不同程度的肌理。
就像政治正确引致很多西方艺术机构的不安一样，言论自由正在诱发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机构的不安。不安固然来源于对言论自由正在受到侵蚀的持续担忧，而更多时候也在于，一旦将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置于首要和唯一的关切，往往会极大简约我们工作的有效性和复杂性。因为在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言论自由被公众和传媒强制而无意识地定义为对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的遵从。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和欧美完全不同的复杂状态——它是本土主义与与新自由主义、街头运动与保守主义，民粹与民主的奇妙混合。
过去几年，在香港和台湾都发生了针对中国的学生占领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是向北京要求更大范围内的普选运动，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则是反对由中国参与服贸协定。因为这些运动是将中国——这个经济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的政治和经济作为抗议对象，运动的外部系统（包括知识界）便不假思索地赋予这些运动某种道德光环，却忽略了这些运动和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本土主义分离运动、保守主义之间的关联（香港的雨伞运动甚至导致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极端本土派）。
在如此复杂的情形中，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政治正确都在遭受着考验。社交媒体改变着我们的感知，也改变了社会运动。这些学生占领运动都迅速发起于社交媒体之中，与传统的社会革命不同，他们不需要更多组织工作，而是依赖社交网络的传播，发出一张图片就能掀起悍然大波，迅速散布开来。这些运动在形态上往往会很快找到特殊的象征物（比如太阳花和雨伞），但由于社交网络简化了社会组织，这些运动中的领袖力往往不如以前集中和理性，这些在网络上自发形成的诉求也通常比较常模糊，而且难以在实际政治谈判中达成操作和交涉。因此，它们在现实政治力场上注定会失败，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象征秩序的革命，它很难对现实产生直接作用。在这个上下文中谈论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反思艺术的行动，我们要质问：这些虚拟和现实网络中的开放和自由是真实的吗？它们真的足够吗？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去追查这些开放和自由的基础？或者在一个互联网被高度资本化，大数据被用来加强社会控制的时代，我们还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吗？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在地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告解还有意义吗？
这些开放与自由的基础是普遍被称作“普世价值”的东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政治正确及其所依据的“普世价值”来源于对于不公正的愤怒，它们是在历史过程中用斗争甚至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某种“底线”，但是也必须看到它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纠葛，即它们其实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共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固化，正在沦为一种缺乏理性的“制度性的无意识”。也正是因此，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在今天才会被僵化、被固化、被民粹主义和新威权主义曲解利用。事实上，在今天那些曾被全球化伤害的地方，政治正确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迫切需要我们做出全面检讨。
因此，我们或许不能再像历史上的自由主义那样不断收集愤怒，让愤怒演变成一种不加思索的、无意识的政治正确，但是却不去真正讨论这种“愤怒”和“政治正确”本身。不能把言论自由等同于对未经检验的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的肯定和重复。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简化并加速了所谓公众意见（通常是负面的）的形成，在此紧迫的情境之中，必须建构艺术机构与展览策划场域中的主权形式，从而能保护有价值的讨论，延长公众意见形成的时间，提高公众意见的价值，进而重新激活政治正确，使它告别制度性的无意识状态并获得属于这个时代的主体性。
本文为皮力去年11月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人峰会 “策展行动主义与冲击的政治”（CURATORI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HOCK）上八分钟演讲的发言稿。
文／ 皮力
